吴佩孚宁死不当汉奸 百姓祭奠撒纸钱600多斤

什锦花园胡同属东城区景山地区，是东四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五条胡同。胡同东段曲折，自东向西沟通东四北大街和大佛寺东街，长600米。明代，胡同西段称“红庙街”，东段称“适景园”，因成国公朱能在此建有私家园林“适景园”而得名，清乾隆时称“石景花园”，宣统时称“什锦花园”，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什锦花园胡同”。


什锦花园胡同23号，旧时的门牌是什锦花园11号，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是一座占地面积4200多平方米的院落。


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公逆产清管局管理处1950年调查，当年该院内部分东、中、西三个院落，共有房屋167间，包括凉亭1座、游廊40间。中院为主体建筑，在“巽”位建广亮大门①，院内有南房10间(带抄手廊的瓦房)，西式三层楼房1座(56个房间)，北房10间(带抄手廊的平顶砖房)；东院均为带抄手廊的瓦房，有南房5间、腰厅8间、北房5间、东西厢房各3间；西院有南房5间(瓦房)，腰厅5间(3间为带抄手廊的瓦房、两间耳房)，北房5间(3间为带抄手廊的瓦房、两间耳房)。


院内房屋除20间倒座儿南房外，其余的均集中建在院子北部，庭院显得宽敞豁亮，用游廊隔成三个院落，几株古树点缀其间，既增加了历史厚度，又能引人遐想。


此宅原为北洋政府行政长官薛之珩的公馆，经时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出资修葺一新后，吴佩孚于1932年入住，直到1939年12月4日辞世。世人遂称什锦花园11号为“吴公馆”。


20世纪50年代初，吴佩孚之孙吴运坤将此宅出售，先后为军委民用航空局、国家计委综合运输研究所、东城区人事局的办公用房，现为东城区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办公用房。


现在院内的主要建筑为南北两座办公楼，不过，东院自腰厅往北的四合院仍在，西院的3间腰厅仍在，中院的倒座儿南房虽被拆除抄手廊但基本格局未变，广亮大门虽被封闭为房屋但当年的气势犹存，尤其是院内的几株古树仍然根深叶茂。


吴佩孚(1873-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1922年直奉战争后，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曾拥兵50万，是北洋直系军阀首领，因其年轻时在家乡考取过秀才，故在北洋军阀中有“儒将”之称。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兵败。1925年春，吴佩孚率决川号和睿蜀号两艘军舰经武汉、过洞庭湖前往岳州居住，在路过武汉时曾吟诗一首——“天风吹我过江城，万户无声犬不惊，可惜清明平旦气，都从梦里误平生”。


吴佩孚作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在军阀混战中涂炭生灵、其罪重矣，尤其是在1923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血腥屠杀罢工工人和共产党员，亲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是“二七惨案”的罪魁祸首。然而，吴佩孚在民族气节方面却大节不亏。


在五四运动中，吴佩孚公开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他说:“大好河山，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并要求释放学生，收回青岛。五四运动直接目标之一是拒签巴黎和约，即“外争国权”。但当时却有所谓“两害取轻，毅然签字”的叫嚣。对此，吴佩孚联络谭延闿、赵恒惕、冯玉祥等61名南北将领公开通电表示反对签约。吴佩孚说:“顷接京电，惊悉青岛问题有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并驳斥了“两害取轻”的论点，说:“如谓不签字则失英、法、美诸国之感情，亦未闻有牺牲本国绝大之权利，而博友邦一时之欢心者。”最后吴佩孚以极为尖锐的措词痛斥日本侵华野心，再次表示军人的爱国之责，不惜对日一战。一时，吴佩孚有“爱国将军”之美誉。

   

1932年，已经兵败下野多年的吴佩孚定居北平，受到张学良的隆重欢迎。可是，吴佩孚却曾当面大骂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日本侵略者，痛失东北。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吴佩孚坚决不入外国租界，仍然住在什锦花园11号，顶住了日本侵略者的软硬兼施，宁死不当汉奸。


日本侵略者侵占北平后，自认为吴佩孚可以利用。于是，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汉奸齐燮元等相继粉墨登场，劝吴佩孚“出山”。一时间，“吴公馆”门前车水马龙、说客盈门。但是，吴佩孚却提出“出山”的先决条件是日军先撤出北平，使说客们碰了钉子。


日本侵略者见软的不行，便来硬的。强迫吴佩孚举行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对“日中议和”的态度。事先，土肥原贤二拟了题为“一切赞成日方主张”的稿子，要求吴佩孚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同时，还伪造了一封吴佩孚主张“日中议和”的通电在报刊上公布。吴佩孚通过家属向美国记者郑重声明，否认此事，以正视听。


在记者招待会上，日方向与会的130多位中外记者散发他们伪造的吴佩孚发言稿。但吴佩孚将“发言稿”弃之不用，却发表了自己对和平的看法，提出了包括“日本无条件撤军”和“中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等中日和平的先决条件，并说明一切均以发言为准，会上印发的稿件是假的。然后，对于记者提问一律笑而不答，使日本侵略者大丢其脸。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辞世，享年66岁，距举行记者招待会仅10个月。关于吴佩孚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曰病逝，一曰惨遭日本人的毒手。


吴佩孚逝世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立即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唁电，表彰吴佩孚“精忠许国，大义炳耀”；最高国防委员会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


在北平成立了由社会名流和生前友好180多人组成的“吴上将军治丧处”；治丧期间赴吴邸吊祭者达数千之众；出殡之时更是万人空巷，从什锦花园胡同的“吴公馆”到德胜门内的拈花寺，京城撒纸钱高手绰号“一撮毛”的全福沿途撒纸钱600多斤。


伴随着长长的送葬队伍，层层纸钱顺着风势直上云霄，在空中回旋、翻飞，似漫天大雪。在寒冷的冬季，在日寇铁蹄下的北平，这种场面自然让人感受到“遗民泪尽胡尘里”的悲凉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企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