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象牙塔”：在中关村 高校教师也能当“老板”

　　有了政策的支持，毛二可院士成了雷科防务公司的股东，正大光明地助推科研成果走向市场。 本报记者 武亦彬摄


　　2006年，下海创业之前毛二可教授是北京理工大学雷达技术研究所的学科带头人。本报记者 方非摄（资料照片）

　　来源：北京日报

　　本报记者 耿诺 孙奇茹

　　76岁高龄的毛二可院士创业了！

　　2009年12月，搞了一辈子科研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毛二可，带领北京理工大学雷达所近一半的研究成员组建起学科性公司――理工雷科。

　　这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遍京城高校，给师生们带来不小的心理冲击。

　　那年春天，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按下了科技体制改革提速的按钮。

　　论人才密度，海淀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聚集30多所高校、130多家科研院所，智力资源优势不输硅谷。但如何让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迅速走向市场形成产业优势？这是四十年前，北京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困惑，更是第一批科研人员“下海”急切想要破解的难题。

　　随着联想、北大方正、清华紫光等一批高校院所背景的企业迅速崛起，中关村在破旧立新中积累着体制机制创新的宝贵经验。

　　如今，中关村已拥有29个大学科技园，产学研深度融合成为趋势。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改革，股权激励和科技成果转化奖励试点，鼓励设立科研转化岗，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的政府股权投资等一系列先行先试政策，激活了沉睡的科技资源，无数创新成果飞出大院大所的高墙，转化成真金白银的生产力。

　　打破身份束缚――

　　高校教师也能当“老板”

　　毛二可院士创业之时，距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陈春先的硅谷之行已经过去了31年，依然能成为一桩新闻事件，颇有些耐人寻味。

　　“说你不务正业都是好的，最难受的是被同事们背后议论：没本事做科研，只能干这个了呗！”北理工技术转移中心主任戴斌回忆，有的老师胆子小，怕犯错误，不敢继续做科技成果转化；有的不忍放弃，可也不敢明目张胆，只能私下悄悄干。

　　年事已高的毛院士没这些顾虑，眼瞅着雷达所每年产生的大批科研成果，在评审、发表论文后，一没钱二没人，直接锁进了柜子里，老爷子寝食难安。

　　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曾是多少知识分子报国无门的困惑与迷茫。

　　当年，中科院计算机专家倪光南，面对柳传志劝他“下海”创业的邀请，几乎没有犹豫，就因为一句话：“我们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尽快变成产品。”

　　改革浪潮下的中关村，早已告别“象牙塔”的宁静，但打破科研人员身份束缚的过程，却远比想象的艰难。

　　偷偷摸摸做技术转化，是众多先行者的无奈，也造就了早期中关村“星期天工程师”现象。进入新世纪，高校教师做科技转化、兼职办公司，依然是不那么能拿得上台面的“副业”。

　　“一定程度上，高校师生的意愿和积极性，决定了成果转化的成败。在不少高校，师生创业甚至被视为不务正业；高校师生创业意愿明显不强、积极性不足，这是阻碍我国高校成果转化的最大障碍。”对于高校科研体制的弊端，毛院士一针见血。

　　2008年，以工程应用见长的雷达研究所面临“两个等待”的尴尬。一是等钱干活，很多新想法因为没有项目经费的支持而胎死腹中；二是等人干活，学校的编制是“死”的，需要的人才招不进来。

　　如何打破僵局？

　　2009年3月，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批，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先试的“春风”吹暖了北理工，在学校党委的支持下,一个大胆的想法也开始酝酿――成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的学科性公司，以市场化机制和规范化企业管理加快雷达所科研成果落地。

　　当年年底，年逾古稀的毛二可带领雷达所近一半的研究团队，创办了理工雷科。这是北理工大学依据《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实施办法》等新政策成立的第一个学科性公司。

　　因为国有资产股权激励属于新生事物,审批周期较长,此时的理工雷科还仅仅是一个种子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由学校和主要技术人员以现金方式组建。毛院士的创业团队就这样风风火火先干起来了。

　　让更多高校科研人员感受到改革力度的，是2014年“京校十条”的出炉。

　　这项新政首次明确，高校科技人员经所在学校同意，可在校际间或中关村示范区科技型企业兼职；科技人员在兼职中进行的科技成果研发和转化工作，作为其职称评定的依据之一；支持高等学校拥有科技成果的科技人员离岗创业，高等学校可在一定期限内保留其原有身份和职称。

　　有了新政的支持，毛二可院士、雷达所的30多名教师，很快都成了理工雷科与江苏一家民营企业重组上市的雷科防务公司的股东。

　　从偷偷摸摸，到光明正大，告别了身份束缚的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终于可以像当年陈春先所羡慕的硅谷教授、科学家那样，以产品经理、技术顾问甚至“老板”的多重身份，活跃在科研成果走向市场的孵化链条上。

　　打破机制束缚――

　　创新链精准对接产业链

　　“终于获批了！”2011年11月，毛二可和他的创业伙伴们喜上眉梢。

　　根据工信部批复同意的股权激励方案，北理工将一项估值600万元的发明专利，投资到以毛二可为核心组建的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将该专利所占理工雷科股份的30%，也就是180万元，奖励给毛二可等6名核心技术人员。

　　这是中关村示范区内，中央高校首个获批的股权激励方案。

　　但更大的考验接踵而至：得尽快募资1400万元，将公司正式组建起来。

　　当时，中关村风险投资还不像现在这般活跃，学校和团队想到了众筹模式，以30多名团队教师为主自筹这笔创业资金。

　　“获得股权激励的技术人员，必须以个人名义现金入股，而且现金入股金额原则上不低于所获股权奖励的数额。”对于校方提出的这项“苛刻”要求,教师们最初很不理解：我们科研人员已经以技术入股的形式作出了贡献，为什么还要再掏大笔现金？

　　“如果仅仅是奖励、激励，有些人会觉得是‘白来的’‘不花钱’，成果转化遇到困难时也认为没什么大不了，没有足够的动力攻坚克难。”戴斌解释说。

　　很快，毛院士带头将自己的毕生积蓄投入到了新公司。交款前一天，常年骑着辆旧自行车进出校园的老爷子也忐忑得一宿没睡好。毕竟，这一大笔钱，真的可能有去无回。

　　其他教师也跟着陆续现金入股，有的青年教师甚至自愿用房产抵押贷款。“风险与收益成正比，对自己的技术，我们有信心！”雷达所副所长、理工雷科总经理刘峰说。

　　新公司组建后，雷达所负责基础研究、原理性试验和样机制造，后续工程化试制、推出正式产品、市场营销等，都交给理工雷科，“产学研”真正实现了一条龙。

　　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带来的转化效率令人惊叹。雷达所的嵌入式实时信息处理等技术迅速转化为产品，在市场上热销。2013年，成立仅4年的理工雷科就实现营收破亿元。今年，雷科防务的营收目标已瞄准10亿元大关。

　　“大学的产学研合作，真正主导者不是校长、院长，而是技术的发明者――教师。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约束机制，更能激发高校院所科研成果转化的热情。”戴斌说。

　　中关村股权激励的大胆突破，绝非天马行空的突发奇想，而是基于早期无数创业者经验教训的积累。

　　电子一条街的兴衰起落中，数不清的科技企业湮没于历史的烟尘，其中一大掣肘就在于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的僵化体制。

　　高校院所的启动资金投入占股多少？研发专利如何估值？核心技术团队如何取得应得的收益？一笔笔糊涂账，让很多脱胎于集体经济的科技企业难以获得持续创新的动力，甚至在激烈的内耗中走向衰亡。

　　新的转折，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出现。

　　1993年底，联想公司董事会宣布，将按中科院20%、计算所40%、联想职工35%的股权比例分红，这成为中关村科技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科研人员投身创业有了更大动力。

　　另外，根据北京市最新政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给予科技人员奖励比例的下限，已由过去20%提高至70%。

　　北京市同时还积极扶持大学科技园的发展，探索以政府股权投资、科技创新基金投资等多种金融手段，为高校院所的科研成果转化提供“天使投资”。

　　1989年8月，海淀区政府出面建立了第一家孵化器――北京高新技术产业试验区创业服务中心成立；1992年，北京大学在中关村园区率先建立北大科技园，随后清华、北航、北邮相继建立大学科技园；1997年，海淀园建立了北京市第一家留学人员创业园――北京市留学人员海淀创业园……一条大学科研机构―政府―企业互为驱动的创新“螺旋”，已然成型。

　　“出自‘象牙塔’的科研成果，最终要飞越‘象牙塔’，反哺社会。”海淀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打破空间束缚――

　　高校院所围墙在消失

　　中关村新一轮创业大潮中，一批重量级海归人才纷纷瞄准世界前沿科技组建创业公司。可他们发现，守着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高校，尖端人才稀缺居然是个很大的问题。

　　“学生的知识太陈旧了，都是五年前的，因为他们老师掌握的知识就是五年前的。”一名海归创业者的吐槽，让时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的郭洪大受震动。

　　2015年9月，年过七旬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治?斯穆特到访中关村，并宣布以2000万元人民币完成对中关村3D打印公司O.ME的天使轮融资。

　　顶着诺奖光环的斯穆特，在深奥的基础学科研究之余，还以敏锐的眼光，从精英学生们递来的项目商业计划书中发掘商机。这也再度引发人们对高校办学理念的思考。

　　放眼世界，不少著名高校的教授，都同时扮演着天使投资人、企业家的角色。美国斯坦福大学前副校长、被誉为“硅谷之父”的弗里德里克?特曼甚至提出，企业家精神是大学的一部分。正是在他的推动下，1953年斯坦福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高科技工业园――斯坦福科学园，一举奠定了硅谷的电子产业基础。

　　“在斯坦福，从校长到教授，不管你的专业是什么，全都是天使投资人，而且常常是老师投资自己的学生，以学生创业为荣。”专程前往硅谷考察后，郭洪多次提及斯坦福浓郁的创业文化。在他看来，鼓励高校形成创业生态和创业文化，不只是“向钱看”那么简单。

　　大学的主要力量及其所产生的知识一旦局限在校园围墙内，就会滞后于全球化发展的速度。于是，在含金量十足的“京校十条”政策中，有了这样的条文：支持高等学校校际之间以及与企业、科研机构共同建立协同创新中心，联合开展科研项目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设立学生创业项目天使投资配套支持资金，高等学校教师作为天使投资人投资的学生科技创业项目，可按照教师实际投资额度的50%申请政府股权投资的配套支持。

　　鼓励科学家、教授、大学生走出“象牙塔”的同时，中关村也在为前沿科技成果的加速转化夯实地基。

　　2014年以来，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北京大数据研究院、北京石墨烯技术研究院、中国科技大学“1+2”协同创新平台、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相继成立。

　　虽然它们的名字各不相同，但有着共同的属性――中关村新型科研机构。这些新型科研机构背靠大院大所，打通产学研和资本的全链条通道，一手抓原始创新，一手抓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

　　今年年底，中科院北京纳米所位于怀柔科学城的新址即将建成。在建设多个国家科研重器和众多中科院院所研发与产业化基地的怀柔科学城，不设全封闭的物理院墙将成为一大特色。

　　一边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基础学科研究，一边是洞察市场风向的艰苦创业，如何兼顾？今年4月，教育部科技司、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在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亮出了答案：科研人员只需要专心搞科研，科研成果转化的一系列工作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在加速产业化落地的中科院纳米所，华裔科学家王中林教授依然能气定神闲、全身心投入学术交流和科研。“重要的合作事项，王院士只需要亲自出面跟合作方达成初步意向，接下来谈细节、办手续，全包在我们身上。”中关村发展集团为王中林团队提供产业化服务的微纳能源投资公司工作人员说。

　　2016年，北京理工大学成立技术转移中心，用学校人员加社会聘任的方式，为师生们的科研成果转化提供专门服务。这样的高校技术转移中心，在北京高校已经有12家，一部分人才离开传统教学科研岗位，专心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

　　时代巨轮，滚滚向前。中国科技创新正迎来重大历史机遇。

　　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再次强调，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闯难关，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

　　四十年前，在海淀中关村开启的科技改革大潮，永远没有完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