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媒解读：香港乱局，北京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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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自治也好、特首普选也好，其目的应该是为了改善香港的治理，促进香港的民生、解决香港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对抗中央权力、改变中国主体政治秩序甚至丑化中国国家认同。

【侠客岛按】

不平静的日子里重读旧书，总会有别样的收获。

三年前，岛叔在书店里闲逛，就着当时对香港问题约略产生的好奇，从书架上挑选了一本名字看上去倾向并不明显的书，题为《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象》。作者是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阎小骏

副教授，北大本硕、哈佛博士。

书薄薄一本，很快便翻完，画满了长长短短的线，也做了不少笔记，深受启发。

三年后，香港波澜再起。重读此书，发现其中的一些预言已经言中――比如香港在“非法占中”之后社会运动的形式、青年一代的心态，以及至今频仍的政治困局。

但更具理论解释力的框架在于，本书从京港两地如何构建政治信任的角度出发，坦率地勾勒出了北京的“底线关切”、香港的困局与心结。

今天，岛叔整理出了书中的一些内容，推荐给大家。对于关心香港的所有人，无论身处内地还是香港抑或海外，这篇文章应该都值得一读。有时间的话，岛叔尤其希望香港各界读读这本书。



位置

边陲，按《辞海》的解释，就是边疆。香港位处中国大陆的南大门位置，就地理位置而言是名副其实的边陲地带。

在政治边陲和政治中心之间的信任程度，是决定政治核心将采取何种政治态度与管控政策来治理边陲地带的关键因素。信任，是政治中心与政治边陲之间的永恒心结。

如何处理庞大国土中的政治边陲，从来都是中国政治主体的重要任务。边陲若不靖，国土则不安。从历史到今天，中国政治处理边陲问题往往遵循五个原则。

第一，是领土统一原则。

任何边陲地带如果出现武装反叛、独立、颠覆性内乱或者与外国政权相勾连，可以预期的是来自权力中心的毁灭性打击。

第二，是主权治权不可分原则

，既行使主权、也行使治权。譬如，即使在交通极为不便的时代，清廷仍在西藏设立驻藏办事大臣，直接监管西藏的治理事务。中国政治中从来没有分割主权与治权的传统。

第三，是文化多元主义原则。

中国政府对于国土疆域之内的边陲地带采行文化多元主义的治理手法，允许不同于国家主体文化的地方特殊文化在边陲地带存续和发展，一般不加干预。

第四，是地方自治原则。

中国政府对于边陲地带的治理，从传统上始终给予较大的自治空间；中央亦尊重边陲地带特殊的政治秩序。

第五，是国家认同原则。

中国历代政府在处理政治边陲事务时，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边陲社会必须建立起稳固的国家认同，并通过日常行政和社会生活表达出来。国家认同是否稳固，直接决定中央权力对边陲地带采取“剿”还是“抚”的政策。

从古到今，这五项原则构成了中国治理结构中处理政治边陲事务的政治基础。

自香港开埠到1997年回归的近一个半世纪里，香港始终游离于中国主体的政治结构之外，是极为特殊的边陲。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立这两个历史事件，标志着香港再次成为中国大一统的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一国两制”的安排，恰恰旨在保证香港在“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这两项原则下，在崇尚大一统的中国政治中，这是特殊之特殊的安排。

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更不是独立。既然京港关系属中央与边陲之关系，那么前述的五项政治原则是全部适用于香港治理的。

作为政治边陲的香港，无论是自治空间的存续还是未来发展的保障，都离不开妥善处理自己与政治中心的关系。关系中的核心要素，是政治信任的问题。

更明确地说，能否建立政治信任，就取决于香港社会是否能够建立中国的国家认同、接受国家的政治秩序、承认国家的管治权威、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尊重国家的代表标志。



底线

中央权力对于政治边陲的治理是具有底线关切的。

底线关切是权力中心在边陲地带最关注的核心利益和优先事项。

这些关切是否得到边陲社会的切实回应、相应的核心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障，也是决定中国历史上，中央权力对边陲地带或战或和、或剿或抚、政治管束或松或紧的具体政策。

在毛泽东时期，中国领导层对港奉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的方针，中央的底线关切是香港作为中国通向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重要通道的地位和作用能否得到维持。正是在这个底线关切下，中央政府采取了对港澳暂时不动、充分利用其独特地位的办法。

第二代中央领导层在香港的底线关切，则可用八个字概括，即：“顺利回归、平稳过渡

”。

2003年以后，中央在香港的底线关切逐步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变化过程是因应香港社会的实际状况和特区政治中渐次萌生出的新情况而产生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政府和驻港机构主要官员的历次发言均清晰体现出，中央在港的底线关切已全面转变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这三个要素，势必成为将来相当长时间内北京研判香港局势和调整对港政策的关键考量，势必构成未来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新的底线关切。

观念

变局之下，唯有建立起中央权力与香港社会之间的高度政治信任，“两制”之间的回旋余地才会更大，“自治”空间才会更灵活，“港人治港”也才能落实得更有效。舍此一端，别无他途。

要构建新的政治信任的基础，关键就在于香港社会能否在未来的时间里与北京建立起健康及良好的工作关系；这其中，转变观念或许是其中最基础的步骤。

就香港而言，这起码关涉到三方面观念的改变――

第一，香港社会亟需改变自己面对国家主体政治秩序时的历史优越感，和或有或无的不以为然心态。回归后的香港，政治上不应再继续是西方国家阵营的一员，而是标准的中国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政治现实。“一国两制”尊重两制之间的历史差异，但并非意在两制之间区分高下。

第二，香港社会亟需改变或明或暗的、以“高度自治”来抵抗中国影响力、抵制北京管治的观念和做法。既然北京有自信允许香港实行与国家主体不一样的制度，就不会尝试让香港“大陆化”或者强行转变为所谓“一国一制”。香港社会亦需要以高度自信来践行“一国两制”，敞开胸襟与国家主体部分展开交流与合作。

第三，香港社会亦有必要逐步建立起民族自信、国家自信。经过漫长的殖民统治，香港社会对西方抱有微妙的仰慕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回归多年以来，由于香港并没有进行彻底的“解殖”工作，本地华人精英阶层的某些人始终不能放弃以高等华人自居

的态度，在西方和中国内地面前都无法以平等姿态、不卑不亢地处理彼此关系。

北京大学教授强世功曾以精当的语言批评过这一现象。他说：

长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的部分精英以臣服的心态对西方世界全盘认同，丧失了对香港历史进程的客观判断力、反思力和批判力。

他们在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些文化价值上，认同香港属于英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在文化价值和政治认同上，不少香港精英内心中其实认同英国这个“国”，或美国这个“国”，而不是中国这个“国”。



转变

实际上，承认和接受中国的主体政治秩序和北京对香港的主权权威，对于香港的自治空间，不但无损而且有益。

因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唯有“一国”这个指定动作做好了，“两制”才有更大和更广阔的自由发挥空间。

在“一国”的问题没有得到切实保障的情况下，北京和特区政府的注意力都会被牵制道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来，无益于解决香港所面临的其他更加紧迫的“在地”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

同样，香港“逢中必反”的舆论环境也需得到根本性转变。在回归之前，由于香港社会习惯性对内地妖魔化的心理和殖民地政府长期的“拒共”宣传，使得香港的舆论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扭曲。香港社会的大众媒体以竞相报导中国内地的阴暗面为己任，“逢中必反”，对中国内地的方方面面极尽妖魔化之能事。

如此集中地对自己的主权国日复一曰、年复一年地进行“轰炸式”的丑化报导，世界罕见。

出于爱护香港的自由法治和独特性的善意，1997年以来北京对此保持了极大克制。但如果这样的舆论环境在未来长期不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不但中央与香港社会之问难以形成信任关系，且对于“一国两制”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稳固的中国国家认同，也是中央权力对香港未来发展进行定位的基础。要建立稳固的国家认同，就需要尽快、全面、有效地在全香港的中小学开展丰富多彩和形式多样的国民身份认同教育，从源头开始建立起香港未来一代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还有一项重建政治信任的基础政治条件，即香港社会要对国家安全承担起政治和宪制责任。

实际上，基本法已经授权给香港特区，按照自己的法治传统“量身订做”国家安全的立法，未来这一立法过程将由香港特区自行主导、开展广泛的公众谘询、受香港社会全方位监督。当然，立法只是第一步，只有在立法和执行两方面都具有实质效力的国家安全机制，才能真正体现出香港社会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决心，有效回应北京的核心利益和底线关切。

如果这一工作始终被香港社会延宕的话，那么不但无助于恢复信任，反而会对香港已有的自治空间造成大的损害。

总之，香港社会政治观念的转变是最基础、亦是最重要的工作，应当及早着手进行。香港本地的各界精英应在这一进程中放下成见、率先垂范，起到引领而非阻碍的作用。



“港独”

历史上最早的“港独”思想与组织，发轫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但七十年代之后，“港独”思潮和运动均被“民主回归”的浪潮取代，几乎被历史所遗忘。

“港独”主义思潮的再起，乃是循“香港自治运动”和“香港独立建国”两种约略相似、但互有差异的话语体系作为基本论述，辅以借“台湾独立”运动的本土主义、本土优先、本土利益等民粹口号，主要诉求是要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上切断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联系，要求实现“香港民族自决”，在香港建立脱离中国管治的独立或半独立的“自治城邦”。

在组织方式上，新世代的“港独”主义组织最初往往借助互联网，以快聚快散的形式组成，成员也较为低龄，并使用从“独立建国”、“命运自决”到“全民制宪”、“本土优先”等烈度不一的口号标语。

同时，本土派的抗争运动也逐渐向更加激进化、有组织化和暴力化的方向发展。无论是焚烧基本法、展示港英殖民地旗帜、还是袭击内地游客、制造爆炸性武器，无不反映了香港的激进反对派运动正在极端化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港独”思潮在香港“九零后”群体中的传播，标志着香港政治对抗图景中的主要矛盾，极有可能已经发生了三项主要转变。

第一，香港政治对抗的主题和主要诉求有可能已从八十年代以来的“争民主、争普选”迅速转变为“争自决、争独立”，香港回归以来的民主之争有可能转化为后“占领运动”时代的“统独之争”。香港发生的政治对抗将首次超出本地范畴，对国家的统一、安全和领土完整产生直接威胁。

第二，香港政治对抗的主要形式有可能从1997年以来和平、非暴力的社会运动转变成暴力、激进的大规模破坏行动和“勇武抗争”，将对社会安宁、公共秩序和特区管治造成直接威胁。

第三，在香港反对派政治力量中一直以来占有主导地位的“民主回归”派（亦即传统意义上的“泛民主派”）有可能已被迅速边缘化，并为更年轻及更激进的政治势力和组织所取代。

这三项主要变化，极有可能会彻底改写香港在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图景。日益激烈的“反中”情绪和“抗中”行动又被某些政治派别操弄和放大，被社会其他成员默许和姑息，甚至放任和纵容。

这些情况都是根本上不利于中央和香港之间建立互信关系的。



面对新的“港独”思潮和力量的挑战，在香港社会建立新的底线政治共识――“基本法共识”

一一将变为北京在未来极为紧迫的任务。

这个“共识”将要求：在后“占领运动”时代，无论香港的政治力量处于意识形态光谱的什么位置，接受并认同由基本法所厘定的政治秩序、政治规矩和政治原则，应是任何个人和组织参与香港公共政治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前提条件。



变局

香港的回归（包括回归前的中英谈判），在中央方面，主要是由出生于二十世纪初期的老一代政治家所主导完成的。

这些老一代政治家亲身经历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感受到香港和中国内地在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上的强烈对比，对香港始终高看一眼，具有特殊的感情。他们在处理香港问题上往往倾向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对于香港社会的不和谐声音和做法也具有较高的宽容度。

但随着年轻一代中国官员走向港澳工作的第一线，以及内地主要城市与香港之间经济和制度差距的缩小，老一辈政治人物这种特殊的历史情怀和现实考量，未必能被成长经历截然不同的新一代中国精英阶层继承下来

。可以想见，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中央政府对香港事务的处理将越来越日常化、专业化和行政化。

未来“港人治港”如何在香港落实，部分取决于年轻一代中国精英阶层在多年以来积累而成的对香港的观感、看法和态度。

特别是随着两地交流的日益密切，弥漫在香港社会的“反中”情绪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针对内地的习惯思维经过大众媒体的渲染，势必对年轻一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阶层对香港的观念和态度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无论是高度自治本身还是未来可能的政制改革，香港社会各派势力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自己政治活动的根本目的所在。高度自治也好、特首普选也好，其目的应该是为了改善香港的治理，促进香港的民生、解决香港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对抗中央权力、改变中国主体政治秩序甚至丑化中国国家认同

。

只有摆正了这个位置，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政制改革，甚至“一国两制”本身，才可能得到北京最大程度的支持和祝福。

香港的泛民主派，如果继续把自己定位为中国中央政权的挑战者和颠覆者、甚至政治“异邦”的构建者，而不是“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本地自治事务的讨论者、批评者、监督者和合作者，不仅会令其自身逐渐消逝于历史的宏大进程之中，而且有可能葬送“一国两制”下香港本已享有的高度自治。

总而言之，未来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信任度越高，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享有的自由度和自治空间就越大，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就会越以繁荣稳定为主要目标；反之，则“一国两制”之下的自治空间就会被收缩，对香港的管控就会更以确保国家及政权安全为主要目标。

“一国两制”是一个高度交互式的制度安排。

中央和香港社会之间的政治信任度越高、香港社会的中国国家认同越稳固、特区对中央的底线关切和核心利益的维护越坚决、特区政府和社会对国家安全的保障越有效，特区所拥有的“高度自治”的程度也就越高、自治空间就越广阔、来自中央的政治约束也就越宽松、特区政制民主化的道路也就会越通畅。

因此，“一国两制”发展到今天，香港的“治”与“乱”、“兴”与“衰”乃系于香港社会一念之间的选择――

是承认中国的主权，对中国主体的政治秩序保持尊重，从而在“一国两制”架构下寻求最大的自治空间，并保持香港的核心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变？还是一意孤行，逆潮流而动，不断挑战北京的管治权威和主流的政治秩序，最终成为整个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异己力量”或“反叛之源”，并因此不得不面临越来越严厉的政治管控？

香港的未来，真真确确系于香港社会的一念之间。

文／阎小骏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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