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日记”作者:大多地方分管卫生领导外行 贻误战机

                       
现在大多地方是一个副省（市、县）长，分管文教、卫生、体育、科技，大都不是医学科班出身，专业上比较欠缺，只能是边学边干，自学成才。这往往会贻误战机，人们常说的“隔行如隔山”，就是这个道理。

2月13日，叶青在网上发布了新一期《叶青疫区日记》，提出了第19条建议：尽快将宝宝用品列入民生物资，尽快出台相关办法，保障母婴用品物流通畅。

提出这条建议的原因是，他关注到疫情期间，有些地方曝出孩子吃不到奶粉、年轻父母在家里自制尿布的新闻。

58岁的叶青，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现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因敢于直言，连续9年给全国两会上书要求进行“公车改革”，叶青被冠以“中国最具个性官员”的名号。

自武汉封城之后，在这里生活了40年的叶青，坚持每天写《疫区日记》，来记录武汉的大事小情。截至2月15日，他已经写了22篇。“我相信这些日记是有价值的。”叶青说。

作为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并不担心疫情之后经济的恢复。他在日记中提出了“头发理论”：“新冠肺炎来了，一夜之间，理发厅都关门了，而我们每个人的头发依然在长，总要理发的。”


<em class="desc"style="color:rgb(155, 158, 163); display:block; font-size:14px; line-height:20px; text-align:center">叶青在正和岛开设的专栏。</em>

“中央的几项重大决策，都是给老百姓增加信心的”

新京报：写《疫区日记》的初衷是什么？

叶青：我原本就有写东西的习惯，我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已经用了两年多，每天发文两篇。疫情发生后，1月22日上午，宣传部门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建议我为新型肺炎疫情做一些记录与宣传，我立刻答应了。

我从1月23日开始写《疫区日记》，那是武汉封城第一天。我就住在武汉，能亲身感受到封城对百姓生活的影响。从此，我每天以《叶青疫区日记》的方式，记录武汉的大事小情。《疫区日记》记录了每一天的重大变化、重要决定，还有每日的财经分析，我会从中提出一些建议。截至2月13日，我已经提出了19条建议。我相信这些日记和这些建议是有价值的。

新京报：能列举其中的一条建议吗？

叶青：比如说，我对超市运营所提的建议。大年初一的时候我去超市，当时超市里很混乱，老人和小孩都有，好多小孩口罩也没戴好，这很危险，所以我提出了十个建议，限制老幼病孕进超市、自助支付、付款时在一米外等待、推广网上菜场等。

不久，武汉市商务局发布了要求，这些建议基本上都被采纳了。2月14日，我又去了超市，当时就变得很规范了，顾客进门需要量体温，手消毒后才能去挑选商品。但是2月14日当天，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蔬菜称重区域经常有人聚集，这样又会增加危险。我会在之后的日记里提一下这个意见。

新京报：你在日记里说，如果提前五天封城，情况会好很多。为什么这样说？

叶青：现在看来，损失最多的就在那五天。我们知道，很多大学春节之前五、六天才放假。那几天，大学生返乡走了一批，打工者走了一批，各个企业也正在开年会，所以那是人群聚集最多的几天。如果提前五天封城，至少可以把企业返乡的员工拦住。这样，情况就会好多了。

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疫情形势开始变得严峻的？

叶青：1月20日那天，钟南山院士证实疫情呈现人传人的特点时，大家才觉得很危险，我也是从这天开始意识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1月21日起，我就戴上了口罩，戴口罩是最基本的防护措施。在此之前，很多人都没有防护措施，认为不会“人传人”。

1月22日，武汉发布通告，要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岗期间应当佩戴口罩，进入公共场所也要佩戴口罩。这一天，中央指导组就来了，孙春兰副总理到武汉了，后面基本上就是在指导组的领导、监督下开展工作。

新京报：现在武汉的生活怎么样？

叶青：生活没有问题，什么都能买到，价格也和疫情发生前差不多了，路上小摊贩卖的东西会稍微贵一点，毕竟进货成本高了，但超市里的“爱心蔬菜”的价格，比原来还降了一半。“爱心蔬菜”是全国各地支持武汉的蔬菜，除了定点支援，其他的都进了超市。以前不论品种，都是两块钱一斤。2月14日，我发现“爱心蔬菜”只要一块钱一斤。

这二十多天，大家也逐步接受了从封城到封闭小区的过程，毕竟这样才能控制病毒扩散。中央的几项重大决策，都是给老百姓增加信心的。大家心里有底了，也对武汉越来越有信心了。


<em class="desc"style="color:rgb(155, 158, 163); display:block; font-size:14px; line-height:20px; text-align:center">正在做直播的叶青。图片来源：叶青微博。</em>

“武汉筑起了四道防线”

新京报：政府机关现在也是远程办公吗？

叶青：对，都在家里办公。实际上我们一直都在上班，任务重，工作没有停。我们现在尽量少开会，或者不开会。目前，到了决战阶段，再也不能出现像以前那样在医院里面挤来挤去的情况了。要听从指挥，不让你出去就不能出去。

理论上来说，今天武汉的街上不应该有一个闲人，（应该）只剩下管理人员或者运输途中的病人，其他人都应该在家里。2月14日，武汉提出了“全面总攻”、“武汉保卫战”的说法，就是要保证医院之外再没有病人了，病人都要在医院隔离，不再出现新的感染病患。

新京报：你生活的社区现在是什么状态？

叶青：2月15日开始，社区已经都进入战时管理状态了。除了特定人员，都禁止出入，大家也不能在小区散步，一天比一天严了。原来，我们可以去超市采购，2月15日开始，就只能通过电商配送，物品送到后自己下楼取。

新京报：根据你对数据的分析，武汉医疗资源的现状如何？

叶青：现在外来的医护人员已经接近3万人了，2月15日应该会超过3万人，本地也有8万多人了。如今，资源全部调动起来了，现在可以做到“床等人”，有人治好了，出现空床，新病人马上可以入住。疫情已经持续这么多天了，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另外，武汉已经筑起了四道防线：首先，从基层做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发热门诊尽快发现疑似和确诊病人，锁定传染源；第二，相继征用民营医院、酒店、学校等场所作为集中隔离点，阻断病情传播；第三，“方舱医院”主攻轻症患者；第四，定点医院抢救重症、危重症患者和疑似危重症患者，把最重的病人从死神手里夺回来。

新京报：你觉得目前武汉面临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

叶青：目前，最紧迫的就是隔离。战时管理，越严越好，要让所有有病的人，都能被及时发现。现在，很多中心城区都公布电话了，谁如果出现相关症状，赶快打电话，他们会上门去拉，这是比较好的措施。

新京报：根据你了解到的数据，现在武汉物资缺口有多大？

叶青：现在武汉的医护人员大概有10万人，在一线冲锋陷阵的、直接接触病人的大概是5万人，每天的需求量大概在4万到5万人。4天前有个说法，我的印象是现在每天物资方面的缺口是，口罩1万多个，防护服也是1万套。当然，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复工，70%的企业都在生产，所以情况会越来越好。

新京报：物资缺口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吗？

叶青：我建议公务员不戴N95口罩。上次有个副省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N95口罩要让医护人员用，非医护人员不能戴N95口罩，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多人在戴，其实没有必要。我们分析了数据，N95口罩在产量中占得比重很低，大概只有10%到20%，这个一定要给医护人员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em class="desc"style="color:rgb(155, 158, 163); display:block; font-size:14px; line-height:20px; text-align:center">叶青本人。图片来源：叶青微博。</em>

“各级领导层要有懂医的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

新京报：这次疫情过后，你觉得有哪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叶青：我在之前的日记中提到过，2月8日上午，各大媒体宣布《王贺胜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懂医的省委常委终于来了。我的一个小目标：各级领导层要有懂医的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哪怕是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也好。各级政府要成立健康顾问组，不能只有招商顾问。对于卫健委主任来说，有医疗专业背景要作为一个基本要求。

现在，大多地方是一个副省（市、县）长，分管文教、卫生、体育、科技。一方面，事务太繁杂，难以理清头绪；另一方面，大都不是医学科班出身，专业上比较欠缺，只能是边学边干，自学成才。这往往会贻误战机，人们常说的“隔行如隔山”，就是这个道理。一个副省（市、县）长，如果能够把公共卫生安全管好，就非常了不起。

还有，遇到疫情应该怎么上报？我在1月29日提了一个《建立医务人员及时报告可能疫情线索的建议》。我们常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医生对疫情的反应是最敏感的。因此，我建议今后应该建立一种制度，让医务人员及时报告一些可能的疫情线索，还应该建立疑似传染疫情直通国务院疾控中心的机制，接到相关报告，直接由国家疾控中心派国家级专家组来研究确认，形成快速反应机制。中间环节太多（会）误事。宁可接报后确定不具传染性，也不能等到发生了传染再来定方案。

新京报：对下一步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完善有什么建议？

叶青：通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我建议把国民健康保障作为工作重点，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经济发展得再快，再来一场这样的疫情，就什么都没了。健康要放在头等大事，要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推进到健康保障。

头发理论：“每个人的头发依然在长，理发店总会有生意”

新京报：从你的角度看，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什么领域？

叶青：首先是社会影响。据我所知，疫情甚至影响到海外华人，我听到国外有消息说不要和华人接触，不要吃中餐，我感到很难受。另外，对经济的影响肯定是最大的，现在网上招聘减少了一半，很多小企业招不到人。疫情还没宣布解除，大家都很担心。

我曾在日记里提过“头发理论”，头发多了，才能够有发型。意思是说，经济总量大了，才能够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新冠肺炎来了，一夜之间，理发厅都关门了。过去，有的女同志可能一个星期就要去一次美发店，现在不行了，头发长了扎个马尾辫。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头发依然在长，作为“理发店”总会有生意。

新京报：这次疫情对湖北省造成了多大的经济损失？湖北省的各项经济指数怎么样？

叶青：现在还没有这方面估算，第一季度的情况，要等到4月15日之后才能知道。

新京报：在你看来，疫情缓解之后，经济多久能恢复？

叶青：钟南山预测，三月底四月初疫情会好转。现在也有专家分析，如果这个时间准确，经济大概会在五一之前有一个比较大的恢复。

我在之前的日记中提到过，疫情对第一季度经济影响肯定是最大的，很多专家也说，GDP增长率可能会跌到5%以下，我也相信是这样。如果第二季度能恢复正常，应该不会低于或者与去年第二季度持平。

我也分析了2003年非典时期的经济状况，当时影响的是第二季度的经济。当年第一季度的GDP还是11%，第二季度跌到9%，第三季度恢复到10%。这次疫情也是一样，后面会有一些爆发式的增长，第三、四季度应该没有影响。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疫情对中小微企业影响最大，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你怎么看？

叶青：疫情中，这些企业生存确实很困难，但现在各地都出台了相应政策，湖北出了“18条”，浙江出台“30条”，重庆是“20条”。主要有四个办法：第一是降低企业负担，比如水费、电费、房租等，就湖北而言，1月1日到6月30日，全省工业用水价格、工业用天然气价格均下调10%，房租也有免收和减半政策；第二是金融支持，比如有些企业借的钱快到期了，那就延期几个月，也不收滞纳金了，在增加一些新的贷款通道；然后是财税。增加财政拨款，还有就业的补贴。另一方面，企业也要靠自己。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富余的员工可以引导到其他企业，走共享员工的道路。

“红十字会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分配的主体”

新京报：你是湖北省慈善总会的监事。前段时间大家对红十字会提出质疑，在你看来，这样的机构应该如何管理、分配善款物资，才会避免类似的信任危机？

叶青：它应该是独立运转、快速运转、高效运转的单位，没有必要把钱交到财政，再由财政给它拨钱。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分配的主体。另外，今天收了多少钱，用了多少钱，它应该公开。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物资，医生没有口罩不行，所以应该用这些钱（善款）尽快去买口罩，别人捐来的口罩，要尽快给医生。希望红十字会能够提高效率。另外，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监督员，应该要聘请。比如慈善总会，会聘请一些监事参加他们的会议。重大的财务收支，监事都要了解。

新京报：你在日记里说过，新冠肺炎会让很多产品得到升级的机会，六大行业即将爆发。

叶青：举个例子，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张图片，电梯上下按键上绑了两根木条，为了避免手的感染，坐电梯只能用脚了，由“手控”变成了“脚控”。当时我就在日记里提出，应该有声控电梯出现，业主进电梯，只要说“5楼”，电梯就会识别业主的声音，在对应楼层停下。

结果我上网一查，还真的有。国外已经有产品出来了。就像我们现在洗手要开水龙头，但在公共场所，感应式水龙头已经很普遍了。这次疫情，很多产品得到升级的机会，我预测这种声控类产品、感应产品未来会成为主流。

还比如说消毒类产品。上海一个企业生产了消毒机器人，现在武汉已经开始用了。隔离的病区里，消毒机器人在里面工作。我在日记里也提到，如果能把消毒机器人连成网，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所以未来医疗机器人和消毒机器人会得到爆发式发展。

新京报：你提出要关注一些低收入、无收入的流浪者。实际上，在战时管理的状态，他们的妥善安置也很关键。

叶青：我看到过一篇文章，各地“封城停业”以来，一些极低收入者怎么办？比如，平时一些人靠街头乞讨为生，但现在路上没有了行人。另外，一些废品收购站也关门了，收废旧物品的人，也没有了生活来源。

在无人的街道上，我曾经看见一个人，这个人没戴口罩，头发蓬乱、胡子拉碴，小四轮车上堆满矿泉水瓶子，无助地行走。他靠收破烂应付每天的花销，过去还可以勉强度日，现在废品收购站关门了，建议各级民政部门要关注、要安置（他们）。

新京报：你在《疫区日记》中提出的建议，通常以什么渠道反馈上去？

叶青：我有四个渠道。一是交给民主党派的省委会，他们在收集这方面的建议，我本身就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二是单独交给民进中央的信息员，我自己是民进中央特约研究员；第三是通过省政协APP反馈，委员可以直接发信息，我就在上面发；第四是通过微信上“国务院客户端”的小程序。我写了建议，会通过这四个途径同时往上交，这样把握就比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