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几个猴？”武汉大学长江学者“造假”纷争背后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现在的关键是

　　李红良对举报事项的辩解有没有原始记录

　　以及能不能向公众公开


李红良（右二）。图/武汉大学

　　武大教授被举报造假：

　　原始记录有待公开

　　本刊记者/霍思伊

　　本文首发于总第839期《中国新闻周刊》

　　“我们提供的是一剑封喉的证据。”

　　1月21日，霍文哲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谈到自己举报李红良论文造假提供的证据时，说了上面一句话。

　　1月18日，一篇《“千人计划”专家举报武大“长江学者”论文涉嫌造假》的调查报道在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上首发，很快引发舆论热议。

　　此时，霍文哲的身份尚未被公开，他在文中化名为H，举报武汉大学教授李红良的两篇论文涉嫌造假。

　　这两篇文章分别为《靶向CFLAR改善小鼠和非人灵长类动物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简称C文），和《多泡体调控蛋白Tmbim1通过靶向Tlr4的溶酶体降解改善小鼠和猴子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简称T文），均发表在《自然?医学》上。并且，经《知识分子》调查发现，两文应属于同期研究，其中的猴子实验共用了同一组实验对照猴。

　　C文发表后，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在官网上称，该论文是武汉大学首次以独立第一作者单位和通讯作者单位在《自然?医学》发文。

　　事实上，仅在2017年一年，李红良就在《自然?医学》上先后发表了4篇文章。

　　周期争议

　　1月18日晚22时，武汉大学官方微博发布该校学术委员会声明，称学术委员会于2017年4月28日第一次收到相关匿名举报，并于2017年12月18日责成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组织包括三名校外院士在内的五名专家进行鉴定。专家组认为，李红良被举报的猴子实验相关数据不曾伪造，并表示将再次组织专家进行鉴定和评判。

　　1月18日、19日两天中，武大官微连续发布三篇李红良团队针对举报的声明，对霍文哲质疑的实验周期和实验用猴数量做出了解释。

　　1月19日，武大新闻发言人李霄?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首次披露此前一直化名H的举报人，是武汉大学“千人计划”学者霍文哲。

　　霍文哲现为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美国天普大学医学院病理系终身正教授，解剖及细胞生物学系正教授。

　　而据武汉大学官网，李红良现任武大基础医学院院长，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主任，兼任武汉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中南医院医学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近5年中，李红良已发表SCI论文120余篇。

　　2017年，他连续第三年入选爱思唯尔（Elsevier）发布的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也是武汉大学唯一一位入选医学领域榜单的教授。

　　李霄?还介绍，李红良2008年入职武汉大学以后，用十年时间建立起150余人的科研团队，包括5名教授，23名助理研究员及博士后研究人员，41名研究生，88名实验技术人员。

　　2010年，武汉大学通过公开招聘方式，聘任霍文哲为武汉大学A3动物实验中心主任，于2014年8月31日“合同期限届满自行终止”。2015年，学校再次以公开招聘方式产生A3动物实验室主任，李红良在与包括霍文哲在内的3名学者竞争中胜出，任该实验室主任至今。

　　霍文哲质疑的，是李红良上述两文中的实验周期和实验用猴数量，与论文描述不符，涉嫌伪造。

　　根据李红良论文的描述，实验最关键的是起始周（0周）的注射环节。李红良团队需要打开猴子腹腔，找到肝脏门静脉并注射AAV8（血清型编号为8的腺病毒）。在注射完毕之后的数据收集期内，每天两次给注射了病毒的猴子喂食高脂肪食物，让其发展至严重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炎（NASH），以检验引入AAV8-CFLAR（S1）/AAV8-TMBIM1是否能阻断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的恶化，以及改善严重的病情。

　　霍文哲据《实验猴个体档案》发现，李红良团队从广西防城港常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购买了50只猴子，猴子到达武汉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的时间，为2016年3月2日。

　　经过2周适应期后，据霍提供的《肝脏代谢猴模型的建立与应用实验时间表》（简称“实验时间表”），3月15日、16日，李红良团队对50只猴子进行各项生理指标的检测，并于5月6日实施了AAV8周围静脉注射。

　　但如果以5月6日为0周算起，直至C文和T文的投稿日2016年9月9日和10月2日，两个猴子实验的周期至多分别为18周和不足22周的时间，远远不足论文中描述的30周和32周。

　　李团队随后回应称，0周应为2016年3月17日至26日，而不是霍文哲所推测的5月6日。

　　根据他们制作的《实验关键节点流程图》，从猴子度过适应期后的第二天算起，在3月17日至26日的为期10天中，李团队进行了50只猴子的肝组织开腹活检，并进行了32只猴子的肝脏门静脉注射AAV8病毒注射。其中的12只注射了AAV8-GFP，10只注射了AAV8-CFLAR（S1），还有10只注射了AAV8-TMBIM1。

　　4月18日至21日，为了检测表达效率，进行了50只猴子的肝组织穿刺活检。  

　　为保证AAV8所携带基因的稳定表达，李团队在第一次肝门静脉注射病毒的7周后，也就是霍提到的5月6日，对50只猴子由四肢外周静脉进行第二次AAV8病毒注射。

　　李红良表示，举报人正是从5月6日参与实验的一名实验员处，获知了第二次注射的时间，因而假定这一时间是实验开始的时间。他认为，这只是建立在 “零星实验记录”基础之上的“推测”。

　　李红良同时指出，数据收集的实验周期在论文的初稿和终稿之间有过变动。他出具的论文初稿官方系统生成截图显示，第一次投稿所用的数据为20周。

　　但不久后，他收到《自然?医学》审稿人的意见，对方建议李团队更新更远期治疗效果的数据，于是李团队应审稿人和杂志社的要求，对相应数据进行更新，从20周增至30周（C文）和32周（T文）。

　　李团队称，上述原始记录清晰可查，与论文所述完全符合，并附审稿人建议截图和回修投稿截图。

　　具体时间节点为，从2017年3月17日第一次注射开始，到8月10日为评价治疗效果而进行的肝脏穿刺活检，共计20周。

　　9月9日（C文）和10月2日（T文）投出两篇文章时，使用了这一时段的实验数据。

　　论文回修后数据延长收集到2016年10月18日，此时距3月17日正好30周，为C文回修稿所用数据。10月29日，则为T文数据收集的截止点，共计32周。

　　但霍文哲对此表示不信服。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获得的一份实验设计总表中，并没有表明3月17日至26日这一注射环节，此前的《实验时间表》中也没有提及。

　　而其他实验环节，比如3月16日的体检，5月6日的外周静脉注射，在多份实验记录中都有备案，可以相互印证。

　　另外一个疑点是《实验时间表》中所列的8月份注射手术。据《实验时间表》，李团队于8月3日、4日、10日和11日分别给AAV-REC组40号猴、AAV-GFP组8号猴、AAV-GFP组23号猴和AAV-Segement组的50号猴，进行了“腹腔注射，肝脏取样”，每天一只。

　　霍文哲提供了详细的《猴实验手术纪录》以证明其真实性。名为“猴子（雄性）代谢紊乱模型”的记录显示，李团队于8月1、2日两天为四只猴子预注射，即通过肝脏门静脉注射生理盐水，手术地点为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实验楼一楼104室，主刀人为方静，田松、朱祥玉、王勇为助手。

　　实验设计总表中也列出了这一环节。

　　李红良团队的王勇此前也向“知识分子”回忆，有两次猴子注射实验，印象第一次“是在5月份”，是“通过外周血管打进去”。第二次则是开腹，做肝脏的门静脉注射，由他负责麻醉。

　　霍文哲推测，王勇所述的5月份之后的“第二次门静脉注射”，应该就是指8月份这次注射。

　　但在李所出具的《实验关键时间节点》中，完全没有提及这四只猴的注射手术，只是注明于8月9日至10日，进行了20周截止点的50只猴肝脏穿刺活检，以检测病毒表达效率。

　　霍文哲认为，李红良是故意在声明中避开了这个疑点，因为他无法回答：如果关键时间节点上的每个步骤最终都顺利实施，为何还要单独进行这四只猴的门静脉注射？“完全没有必要。”

　　他据此推测，“李的实验人员只是在文章投出去前1个月（2016年8月），象征性地做了4只猴的手术肝腹腔腺病毒（AAV）注射。”这远远小于论文中描述的26只（其中C文8只，T文8只，两文共用的对照组猴子10只）实验用猴。

　　延期质疑

　　在1月20日发表于“知识分子”上的《霍文哲实名再质疑》中，霍指出，即便是李红良按照审稿人的建议又加了10周或12周的实验周期，但“这也不符合科学实验设计的常识，更不符合实验动物伦理的要求，尤其是大动物（猴子）实验”。

　　根据实验动物伦理的要求，所有的动物实验项目必须经过动物实验使用伦理委员会批准。被批准的项目要严格按照申请的内容执行（包括动物实验周期），实验结束后，动物不能被继续使用或再用于其他实验，除非重新提交动物实验申请，获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一位不愿具名的动物实验伦理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内大多数实验动物中心都设有伦理委员会，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在实现动物的科研价值时，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伤害，因此任何可能对动物造成伤害的实验行为，都必须要详尽地列入报告中，经伦理委员会的专家组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实验。并且一经批准，不得随意更改。

　　在李红良的实验中，包括肝脏门静脉注射、外周静脉注射以及肝脏穿刺活检等行为，由于都会造成对动物的伤害，所以必须要详尽地列入申请报告中。

　　因此，如果李团队在3月17日至26日这10天内进行了首次门静脉注射，应该写入相应的伦理文件中。

　　上述动物试验伦理专家还强调，延长周期属于重大变更，必须上报伦理委员会进行二次申请。但由于此前对相应的实验细节已经有过申报，如果除了周期，其他都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简化程序。“如果速度快的话，当天就可以。”

　　他也证实，由于动物实验的特殊性，按照规定，申报的实验周期结束后，动物不得被继续使用，有时会对其实施安乐死。

　　但李团队在声明中写道，截至2016年8月10日，20周实验结束后，实验猴并未被处死，研究人员继续对实验猴予以高脂饮食，以期研究更远期的治疗效果。

　　显然，从20周实验完结日，到审稿人给出意见，然后李红良进行二次伦理文件申请之间，仍然存在一个时间差。理论上，李团队由于无法预期实验周期的延长，至少在8月10日至审稿人回修意见到达日之间，不应该继续对猴子喂食。

　　因此，霍文哲质疑，究竟是因为审稿人意见，还是李自己最初设计的实验周期就是30周，现有的声明给出的答案依然暧昧不清。

　　另据李提供的审稿人评语：“喂高脂20周的时间太短，非酒精性肝脂肪病变还未发生。”霍提出疑问：“为什么在猴肝脏还没出现NASH的第20周就匆忙投稿了？”

　　他表示，李红良需要提供有审稿人回修意见到达具体日期的截图，以证明审稿人意见是在10月18日之前提出。“10月18日是30周的时间节点，如果是这之后收到审稿人意见，30周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

　　论文瑕疵

　　在实验设计方面，霍文哲还指出，由于初始时给50只猴手术的周期长达10天，会导致整个实验周期存在前后不一致和实验条件不等同的问题。

　　例如，3月17日注射的猴子，很难和3月26日注射的猴子放在同等条件下进行比较观察。“相差几个小时，都会产生误差，更别提是10天。”

　　参与门静脉注射的主刀方静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手术台上共有主刀、医助和器械助手三个人，还有2名工作人员在手术室巡回做一些协助工作。“10天时间里，我们每天从8点左右开始工作到晚上五六点，有时晚些到七八点，中间有短暂的午餐时间。”“每只猴的手术大概需要40~50分钟，快的话30分钟。”

　　但方静的第一助手田松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曾说：“一只猴子大概1~2个小时。”

　　霍文哲表示，田松的说法更加准确。因为一般的食蟹猴平均体重约三四公斤，但按照C文所述，课题组选取的实验对象是已经有中度脂肪肝变性的猴子，体重较普通猴子翻倍，能达到8~9公斤。猴子的肥胖增加了手术的难度，对主刀而言，要在肝脏丰富的组织中精准地找到肝脏门静脉，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对有经验的手术者而言，最快也要一个小时。

　　在霍此前提供的“猴子（雄性）代谢紊乱模型”记录中，李团队分别于8月3日、4日、10日和11日给四只猴子进行门静脉注射，麻醉时间达3个小时。

　　他指出，如果手术时间只需要40~50分钟的话，只需要麻醉一个小时就可以了，没必要长达3个小时，这从侧面佐证了田松的说法。

　　田松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还曾说：“大部分是门静脉注射的，有少数非常肥胖的猴子，手术方式很麻烦”，“是肠系膜注射的”。

　　因此霍文哲强调，由李团队自制的《实验关键节点流程图》，无法证明他的任何实验，应该提供带有实验人员签名的原始实验记录，包括给每只猴子手术的具体日期以及手术细节，如：是否找到了猴子的肝门静脉？哪几只猴是肠系膜注射的？“这些注射部位的变化没有在文章里体现出来。”

　　此外，5月6日外周静脉注射这个细节，李红良也没有写入C文和T文的初稿中。

　　据方静介绍，5月6日第二次注射的目的，是确保病毒携带的基因在猴子肝脏中有稳定表达，起增强、维持作用，“如果再对猴子进行开腹手术，可能会发生应激打击，影响实验结果。”

　　霍文哲质疑，既然这次注射如此重要，为何只在2017年10月6日的“更正”中简单提及。“更正”中写道：“在初稿中，由于作者的疏忽，忘记在文中的‘实验方法’中加入第二次外周静脉注射。”

　　霍文哲从时间上推测，可能是因为2017年4月李得知自己被举报，于是临时给《自然?医学》杂志写信，要求增补5月6日的记录。但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他的这一推测。

　　《中国新闻周刊》联系李红良，得到的答复是：“李红良团队希望以学术方式解决学术争议，随时且仅向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及其组成的专家小组提供完整、原始的实验记录并接受其调查。在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作出最终结论之前，我们谢绝一切新闻媒体采访。”

　　已有信息表明，李红良在2017年4月和7月均曾受到举报。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在官方声明中称，曾于2017年4月28日第一次收到对李红良的匿名举报，随即按《武汉大学学术不端行为查处细则》启动内部调查。

　　2017年12月，学术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鉴定，鉴定结果是不存在数据伪造。

　　当《中国新闻周刊》询问武汉大学宣传部部长徐业勤，是否可以提供相应证据以支撑第一次调查的结论，徐业勤表示，由于学校已经开始重新调查，在进一步深入调查之后，“会一起有一个结论，交待更清晰。”

　　霍文哲表示，此前他从相关实验人员处了解到，第一次调查时，学校并没有对他们进行约谈，询问相关细节。

　　为了保证调查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他建议校方应该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调查，而不仅仅是校内自查。

　　针对本次举报，前述不具名专家指出，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李红良篡改或伪造了实验记录，否则很难对其定性。即便在实验周期或数量上存在问题，也只能称其为“管理上的瑕疵”。“实验记录不完善可能是他手下学生的问题，像李红良这种‘大老板’一般很少亲自参与实验，而是把控大的方向。”

　　武汉大学新闻中心1月22日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请求时称，希望新闻媒体配合创造相对平稳的舆论环境，让霍文哲教授、李红良教授以学术方式解决学术争议，共同接受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及其组成的专家小组的独立调查，在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作出最终结论之前，谢绝一切新闻媒体采访。

　　据了解，最新的调查结果“应该能在这个学期结束之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