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叙述,是对狗诞生时刻的一种想象。原始人类意识到狼的守卫功能而主动喂食并驯化了狼,这是现代动物行为学创始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奥地利人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对狼如何变成狗这个重大问题的解释,他于1949年所著的《狗的家世》(So kam der Mensch auf den Hund)代表了那个年代对狗的最新理解。某种意义上,当人类第一次和狼主动接触时,狗就产生了。尽管事实上它们还需要许多代的演化,直到变为一种性情和外貌都不同于祖先的生物,再开始和我们长达数万年的伙伴关系。
能被人类驯化的野生动物是极少的例外,狗的祖先狼就是其中之一。美国生物学、人类学家贾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Germs,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曾做过统计,在欧亚大陆、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美洲和澳大利亚,具备驯化潜力的陆生大型食草类动物共148种(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暂不需要考虑海洋生物和南极大陆),在20世纪前被驯化并得到全球性应用的动物惊人之少,仅5种:绵羊、山羊、牛、猪、马;另有9种地区性驯化动物,如阿拉伯(单峰)骆驼、牦牛等。可见驯化之不易。肉食性动物中狼更近乎是孤例。
天时地利人和之下,人类与狼有幸结为了伙伴。这种伙伴关系的建立或许从最初就是双向的,狗因人类而诞生,但它们不是完全被动的。出版过代表作《自私的基因》的牛津大学生物学教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新作《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进化的证据》(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The Evidence for Evolution)中提出,狼被驯化为狗的过程中,最关键的第一步是由狼主动迈出的,是它们先选择了我们,而非相反。由于基因的突变,一些狼与原始人类之间保持的“安全距离”(Flight Distance)缩短了,这些特殊的狼敢于接近原始人类的部落营地,为的是获取营地周围垃圾堆中的食物。这一步,是自然选择的作用。当狼与人足够接近后,人才有机会开始“刻意驯化”,人工选择随即作用于狼的演化,一代代性情更加温顺的狼被人挑选出来,狗也就在这双向的努力中诞生了。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再次寻求考古学的帮助。再次来到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我见到了李志鹏副研究员的导师、中国动物考古学权威袁靖研究员。袁靖原任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国际动物考古学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rchaeozoology)理事会理事,现任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