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读书心得（十二）民无信不立

经济学读书心得（十二）民无信不立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基督教主祷文，见《马太福音》6：9-13和《路加福音》11：2-4
（著名电脑游戏文明4的片头曲是斯瓦希里语的主祷文合唱，人称“野猪之歌”： ）
                                
    为什么我相信中国经济能够持续保持高增长率？

    首先，政府是有许多办法调控经济的：从税收、补贴政策到汇率政策，从财政政策到货币政策，到（一般不是好办法的）价格管制，一直到用国家的政治以至军事力量为企业服务。至于这些办法为什么能生效，需要更多的微观经济学知识才能理解，我们以后再谈。

    其次，就是经验性的观察了。朱鎔基时期增长率跌到8%以下，几千万工人下岗，以至于有人说“就缺陈胜吴广了”。温家宝时期连续在10-12%之间运行，好多人喊过热。这说明中国经济大概需要8%的增长率，才能保证失业率不上升。这种增长和失业之间的关系是各国的普遍现象。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曾经在对美国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之后，总结出一条定律：

　　delta_u=-0.5(y-2.25)                          

    其中delta_u是失业率的变化，y是经济增长率。就是说，为了维持失业率不变，必须保持2.25%的增长。增长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上升半个百分点。

    如果不遇到严重困难，中国政府当然不愿意让失业率上升，所以它会尽力撑住8%的增长率。朱鎔基的“保八”和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幸运数字” 8%，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当年作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我在听到“保八”的口号时是非常反感的：天道有常，不为李存，不为朱亡，这么赤裸裸的干预经济，算是什么事？结论是：共产党就是坏啊！后来才知道，政府干预经济是所有的现代发达国家一直在做的，以前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了。顺便说一句，许多自称的自由主义者的一大缺点就是，把思想自由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混为一谈。科学和艺术需要个人自由地发挥创意，经济这种集体行为却并不一定越自由越好。政府干预能不能改善经济表现，应该是个实证问题，而不是某些自由主义者以为的哲学问题、道德问题、政治问题。自由主义者在批评“自然哲学家”妄图指挥自然科学家是越俎代庖的同时，自己也应该谦虚一点，尊重经济学家的思维结晶。不要以为有一个“自由主义是所有讨论的基础”就刀枪不入了，这只是态度而不是知识。对自己不懂的，还是不要指手画脚的好。

    因为8%是就业率保障线，所以增长率低于8%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萧条”，7%以下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危机”了。那么，毛泽东时代几次出现的负增长算什么呢？（1960年-0.3%、1961年-27.3%、1967年-5.7%、1968年-4.1%、1976年-1.6%，见：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1887300.html）那当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灾难”！

    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时代根本就没有失业。确实如此，但是这并不等于毛泽东时代没有就业压力。1958－1960年，为了实现“大跃进”，政府曾将 2800万农民动员到城市就业，但终因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经济振荡而又不得不把他们强行退回农村（《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第6章第 2节）。文革初期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中学生们到哪里去呢？我不知道毛泽东提出上山下乡的主要目的是不是解决失业问题，总之文革中1600万知识青年来到了乡村。上山下乡也许在思想改造和军事建设上有深刻的意义，－－如果“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来理解毛主席的话，－－不过在经济上，这显然是极大的浪费。毛泽东时代没有失业，并不是人尽其材了，而主要是因为农民被束缚在农业劳动中，不能进城务工或开办乡镇企业。这种隐性失业造成的损失，也许比朱鎔基时期几千万人下岗更严重。

    这里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宏观经济为什么有保持固定增长率的趋势？我想这是由微观经济的运行方式决定的。企业总是要努力获得利润；获得利润之后又不愿意全部分配给劳动者、只进行简单再生产，而会努力进行扩大再生产。《资本论》第二卷对再生产的过程有详细的分析，值得参考（这并不代表我同意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扩大再生产中，如果技术没有变化，就会雇用更多的工人；如果技术进步，也许工人数量不变。无论哪种情况，总是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产量的增长率是和利润率（以及马克思定义的“剩余价值率”）密切相关的，所以有保持固定的趋势。

    以上讨论引出了我的一点想法。自然科学中不同的现象有不同的“特征时间尺度”，例如分子振动是10的负13次方秒的量级，人的心跳是秒的量级，行星绕太阳公转是年的量级，宇宙的年龄是100亿年的量级。宏观经济的特征时间尺度是多长？我觉得有短期、中期、长期三个层面。

    在短期（1年的量级），可能观察到增长率大起大落，从10%一下子变成0%甚至负增长（例如中国的1959、1960年），或者从4%剧增到14%（例如中国的1990－1992年）。这里的主要驱动力是石油危机、地震海啸等偶然因素，或者大炼钢铁、“一放就乱”等政治因素。在中期（大致是20年的量级），可以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率，也就是说，可以用一条直线较好地拟合对数坐标的历年实际GDP。这里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战略的政策因素，例如“赶超战略”（林毅夫给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采用过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取的名字）、改革开放（林毅夫称为“比较优势战略”）。中国和印度在经济改革前后增长率的明显差别，就是典型的例子。在长期（大约50年的量级？），增长率会不可避免地趋向下降，也就是说在中期量级上拟合的直线逐渐变得越来越平。这里的主要驱动力，是科技因素和人口因素：一方面科技现代化后不能再通过模仿引进迅速提高生产率，必须自主创新，另一方面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减少。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经验和资源来克服短期波动（1976年以来没有出现过负增长，1990年以来没有低于过7%）；可望保持中期的快速增长（主流经济学家都在高谈“再增长20年”）；但由于有严重偏差的人口政策和民族政策，在长期的命运非常令人关切。顺便喊句口号：打倒万恶的计生委！

    从去年年底开始，预言中国经济危机的声音高了起来。回家过年的时候，我问一位认识的建筑商人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的回答是：放心吧，如果有经济危机的苗头，政府就会想办法，比如发国债，来撑住经济增长。这时我才真正相信了陈经“官办经济”的说法：商人遇到经济问题，首先想到的果然还是官啊！

    有人可能会问了：国家能长期靠借债过日子吗？其实这方面正是中国政府的特强项。根据CIA的数据，至2007年，国债占GDP的比例，中国是 18.9%，“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是36.8%，老牌强国英国、法国和德国是43.3%、66.6%和65.3%，发了石油财的俄罗斯是7%，“社会主义”的加拿大和瑞典是64%和41.9%，对中国亦步亦趋的越南是43.3%，曾爆发债务危机的巴西是43.9%，号称经济增长质量高于中国的印度是 58.8%，而传说中勤俭节约的“经济动物”日本是194.4%！没错，你没看花眼，日本的国债确实将近GDP的两倍。世界居然会变成这样，很奇妙吧？对于国债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我们以后再讨论。这里只是说，要论发国债支撑经济的潜力，中国比大多数国家要强得多。

    从常识就可以理解，投资占GDP的比例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关。投资率越高，劳动者的生产条件就改善得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当然投资率也不能太高，否则吃不饱肚子人民要造反了。根据CIA的数据，2007年中国的投资率是42.2%（这跟第六篇中提到的2006年支出法GDP中投资占42.5% 的比例相符），美国是15.6%，日本是24.1%，德国是18.4%，英国是18.3%，法国是20.7%，印度是31.8%，俄罗斯是19.4%，巴西是17.9%，韩国是27.8%，台湾是21.2%。中国是投资率世界最高的经济体之一，这个事实可以作为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直接原因。除了卡塔尔之外（43.5%），唯一一个投资率和中国相近的重要国家是越南（40%），它在2007年的增长率也达到了8.5%。这是否可以看作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的证据？请读者自行判断。

    有人说中国消费率太低了，甚至还不如印度，这不好。可是从长远来说，更高的增长率带来更大的经济蛋糕，每人分到的不是更多吗？实际情况不是印度不想提高投资率，而是它做不到。“民主”政治和土地私有制使得印度投资效率远低于中国，尤其糟糕的是很难找到人愿意为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已经是世界第二，而印度真正意义上的全封闭式高速公路只有200多公里。2005年，中印的发电量分别是2.47和0.699万亿度，中国将近印度的四倍。印度四亿居民用不上电，许多单位不得不自配发电机。2006年《环球时报》的记者朱研报道：

    “在印度逗留几天，记者碰到过七八次停电，好在各个机构都自备有发电机。对印度的民主制度有所了解后，再看一些当地媒体的报道，记者终于弄明白印度经常停电的根源。在选举的时候，政治家为了拉选票，向农民承诺可以用非常低廉的价格用电。这样的后果就是发电厂和电网因为电费收不上来而连年亏损，进而没有动力进行扩建，致使电力需大于供，产生恶性循环。”

    这个例子非常有趣，可以作为微观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经典案例。印度人民经常说中国唯一比印度强的地方就是基础设施，“如果”印度在基础设施上赶上中国就如何如何。这个“if”可真是个“big if”！

    总之，现在的中国政府搞起经济来是相当有板有眼的。看宏观经济学的时候我常常感叹：居然有这么多招数，周总理说不定听都没听说过，计划经济时代是怎么过来的啊！例如以前中国特别喜欢“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外债倒也罢了，在西方的实践中内债可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居然连内债都没有？这经济是怎么管理的！所以说，土共当年还不止是土，－－那是相当的土。顺便说一句，有些人总是用大跃进和文革来反共，这样虽然“政治正确”，但太没有技术含量了。party早已经认错，老揪着这些不放，只是打死老虎而已，实在是缺乏与时俱进的精神。

    交了许多学费之后，中国政府现在是既有钱，又有经验，跟改革开放前完全不能比了。在外行的想象中，中国政府里不是贪官就是买办，干的事不是搜刮民脂民膏就是勾结外国资本家。不能说没有这些现象，但如果以为这是主流，那就太离谱了。如果官员全都不干好事，中国经济怎么可能保持连续三十年的快速增长？尤其是，越是横比，越是显出中国的经济成就多么巨大。自己关起门来缺点不足可以讲出一箩筐，但和别国一比反而显得这些缺点大都是小意思了。对中国经济最有发言权的是中国的官员和经济学家，外国的即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只有参考作用（诺贝尔的遗嘱里并没有经济学奖，所谓诺贝尔经济学奖是1968年由瑞典中央银行设立的，正式名称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毕竟身临其境的人才清楚实际情况，远方的和尚再会念经也不行。而且所谓主流早晚也会包括中国人的，林毅夫不是到世界银行当副行长了嘛。

这里得“顺便”再谈点“哲学”。反了这么多年的共，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思维模式，能够把中国的任何缺点毛病都归咎于共产党。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沙.叶.新、朱.学.勤、[**]功的“地.震.天.谴.论”：这叫做真情流露，不管碰到什么事都一定要归结到.反.共上去，恨之深，责之切嘛。他们不是.反.对GCD的某些具体行为，而是对共产党本身有刻骨仇恨，以至压倒了所有同情心和常识。毛主席说的好：“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要仇恨到这种程度，那也是不容易的，大概只有知识最多和最少的人才能做到。当然，即使为了.反.共，我也绝对不会说地震是.天.谴的。这样做不但违反科学，而且对于争取群众而言影响极坏，把更多的中间人士推到共产党那边去了，－－要不是为了跟[**]功打对台，你能想象买菜的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挥舞国旗、打出“相信party”的标语吗？相形之下，中宣部实在是太失败了。好，既然中国的坏事共产党都脱不了干系，那么为了公平起见，中国有了什么好事，是不是也应该承认其party产党的贡献呢？是否愿意这样做，就是“为了真理而.反.共”和“为了.反.共而.反.共”两种人的区别。当然，在字面上仍然可以说：“即使有共产党的重重阻挠，中国人民仍然取得了这么多成就，可见中国人民是多么伟大，共产党是多么令人不齿……”这是一个自我加强的循环论证，这样绕下去永远没个完。不过有哲学素养的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就是批评它缺少可证伪性，怎么说都是它有理。在卡尔·波普等人的科学哲学看来，不可证伪的也就没法证实，不是科学。有人出于某种心理需要，乐于采用不可证伪的逻辑循环来反共，固然是他们的自由，不过有科学精神的人还是应该上点档次的。

当前中国经济在减速，不过用不着为此过分担心，因为减速的措施正是中国政府主动采取的，而且还是在全世界为经济乏力而担忧的时候逆潮流而动。虽然整天喊着困难很大，但这正是因为情况基本上在掌握之中；要是像1990年或1998年那样真的特别困难，中央就该喊“要有信心”了。如果以为他们会自己把游戏玩砸了，降温降成硬着陆，那就太机械了，－－即使一时失算，也会有负反馈机制纠错嘛。因此，我完全相信中国经济将持续快速增长，总量赶超美国2020年左右就会实现。

    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经济“过热”这个概念？经济增长难道不是越快越好吗？回答这个问题同样需要微观经济学知识。在这里我只能说：过热有两点坏处，一是高通胀率，二是不可持续。高通胀其实原则上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忍一忍就和谐了”，就长期而言只要蛋糕总量大了人人仍然可以分到更大的一块。不可持续就麻烦了，这是因为投资盲目高涨，在低利率下上了许多缺乏效益的项目，风声一紧、利率一高就通通完蛋。毛泽东时代的负增长就是这么搞出来的，当然其中的政治因素更多。1988年的过热（11.3%）和通胀（12.1%）直接导致了1989年的ZZFB，这是最近的大教训。温家宝同志当年是在广场上为ZZY拎包的，这大概是他现在这么怕过热的原因之一吧！

       虽然如此，还是有许多人认为，温家宝对过热的担心过头了。本来，随着基数的上升增长率下降是常识。中国经济这几年却在基数更大的情况下增长得更快，应该认为正是因为朱鎔基在前面趟了税收、汇率、国企改革和入世的地雷阵，为中国经济打通了任督二脉。所以不能用老眼光看问题，以前11%是过热，现在11%也许已经完全是健康的了。如果人为降温，也许反而弄巧成拙。对此我难以判断，不过我对负反馈机制有信心，所以让我们走着瞧就是了。

    有人会反对：中国凭什么能长期保持比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更高的增长率？共产党体制不是违反经济学原理的吗？中国经济的微观面不是无效率的吗？我的回答是：正相反，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成就正是符合微观经济学原理的。如果要“讲政治”，请让我重复本文第一篇中的话：至少在原则上，一党制下的市场经济是有可能胜过多党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

    有人担心中国会象日本一样，经济奇迹突然结束，陷入长期萧条。我觉得在原则上这是值得警惕的，但是中国和日本毕竟有很大的不可比性。日本停滞的根本原因应该是：作为地理和资源的小国，日本的发展到头了（这也是日本国债占GDP比例奇高的原因）。而中国离那种程度还非常远。退一万步说，如果中国已经发达到了那种程度，那么即使停滞关系也不太大了。

    不过中国人民是很富于自我批评的精神的。即使相信GDP总量不久就会超过美国，八成也会立刻问一句：那人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