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东：基础科研不能大跃进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李晗冰摄。

　　文章来源：知识分子

　　内容提要：

　　科技界呼吁多年的一件大事终于有了回应：春节前夕，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就如何加强基础科研进行整体部署。这在我国尚属首次，中国科技由此迎来转折：由过去的以技术创新为主转向技术创新和科学发现并重。

　　那么，基础科研有哪些基本特征？中国加强基础科研应当追求怎样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不久前接受笔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的基础科研不能大跃进。

　　采访 | 李晗冰（本刊特约记者）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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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科研不能自娱自乐，要到奥运会上拿奖牌

　　中国现在重视基础科研，绝对是迟来的大好事。

　　基础科研的使命是探究未知、发现新知，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同文学、艺术一样，科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基础科研所获得的新发现、新知识，是由全人类共享、为全人类服务的，所以是地地道道的公益事业。因此，搞基础科研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自己栽树别人乘凉的”的胸襟，不能说“今天栽树明天就要乘凉”，或者“自己栽树只能自己乘凉”。

　　现代科学发轫于欧洲的文艺复兴，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并没有主动去拥抱这件事。长期以来，我们基本上处于学习、跟踪的状态，享用甚多、贡献很少。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给世界的印象不能只是“买买买”。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而且中国人聪明努力，应该为人类的科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而且，哪怕是你做了一点点贡献，别人也会认可。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而荣获诺奖，就是很给中国人长脸的事儿。因此，加强基础科研、为全人类科学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应该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同时也要看到，基础科研又属于全球化的开放体系，不管是谁做出的成果，都要拿出来摆在一个桌子上，国际同行都可以参与。科研成果发表后，同行首先要证伪，之后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走，把认知推向新的高度。

　　换句话说，中国搞基础科研不能只局限在中国，要参与全世界的大循环。这就要对全世界的科学发展有所了解，弄清楚在全球的科研体系中，自己到底处在什么样的生态位上。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中国搞基础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培养队伍？是要在某些学科上掌握话语权、建立实力很强的国家队？还是要真正在某些领域有原创性的发现？在我看来，这些目标不见得一致。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加强基础科研不能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要把自己放到国际的基础科研体系里面，争取做出有影响的贡献。否则你忙活了半天，在国际科研社区里什么声响都没有。就像花样滑冰，你在团结湖滑得不错，还能跳一圈，周围观众拍手叫好，你自己也挺得意。但这仅仅是自娱自乐。

　　自娱自乐，在国内当个学霸，也活得很体面，而且还能带一群人玩。但是呢，你能不能参加奥运会比赛？能不能拿名次？

　　除了拿名次，还要考虑能不能引领。搞科研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别人挖的坑里浇水填土，一个是自己在前面挖个坑，让别人在这个坑里浇水填土。

　　走到前面、开拓出属于自己的领地，进而引领某个或多个领域的科学发展，应当成为中国搞基础科研的大逻辑。

　　我最担心的事情，是中国搞基础科研很容易大跃进

　　中国应该怎么搞基础科研？我最担心的事情，是很容易走大跃进的路子。

　　因为我们之前基础太差、底子太薄，现在终于有机会快速发展；但我们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人才储备去全面发展，就只好选取目前看似有优势的领域快速发展，也就是常说的“集中精力办大事”。之前搞的干细胞计划，和现在正在力推的脑科学计划等，就是这样的路数。

　　“集中力量办大事”听上去似乎没有错，但是 “大事”如果选错了怎么办？不但不能弯道超车，而且会把车开到死路上去。

　　那么多高智商的人精心谋划的“大事”，怎么会选错呢？这就涉及基础科研的最大特征：不确定性。和技术路线和目标产出都相对明确的技术工程完全不同，基础科研的“未知数”很多，不但走什么样的路子不清楚，何时能取得突破、突破的结果到底是什么，也都充满变数。特别是前沿的科学探索，不要说大同行，就连搞这个领域的科学家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对于前沿探索来说，成功只能是小概率事件，“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是基础科研中常有的事儿。

　　举一个例子。你把中国最优秀的脑科学专家找来问：过去20年神经研究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答案肯定是“光遗传学”。借助这一技术，科学家能够比较清楚地观察各个脑区精细的神经元活动，从而解析它们的功能。但这项技术的关键突破并不是脑科学家的功劳，而是源自研究绿色单细胞水藻趋光性的德国科学家。后来搞脑科学的人把它应用于神经科学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你搞“脑科学计划”，肯定不会把研究水藻的人拉进来吧？

　　再一个例子，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基因编辑。基因编辑可以说是过去20年生命科学领域最重要的突破，但这一技术最开始是研究细菌如何抗噬菌体的科学家搞出来的，而这是个非常小的领域，当时研究的人绝对属于“小众中的小众”。因为他们的多年研究的积累，才有后来伯克利、麻省理工的科学家介入，最后搞出了现在用途广泛的基因编辑。如果你一开始就要做基因编辑，可能吗？

　　除了违背了不确定性这个基础科研的最基本特征，从操作层面来看，“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值得商榷。

　　中国要想在基础科研有所突破，必须有一批在国际前沿真正有学术话语权、受人尊重的科学家长期潜心耕耘。我国这方面的科学家本来就屈指可数，搞“大计划”就得把这些人拎出来、让他们当牵头人。把这些人拎出来的结果是什么？误己害人。

　　我一直强调，科研本身就是个技术活儿。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只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实验室思考、动手，在听的见炮声的第一线摸爬滚打，才有可能突破。我自己就深有体会：三天不练，自己知道；三周不练，同事知道；三个月不练，全球同行都会知道。但是，又要让你当“大计划”的牵头人、做各种和学术无关的事情，你怎么办？就得装嘛！你装，下面的人也会跟着装。装的结果，不用我说，有许多现成的例子。

　　当然，不是说经验不重要。但是，如果因为他有基础科研某方面的经验就让他当领导、指挥别人，肯定是错的――现在的科技发展这么快，所谓的经验很快就会变成无用的“老黄历”，甚至会起反作用。

　　其实大跃进在中国科技界不是新鲜事儿。在此之前，既有干细胞计划，也有重大传染病防治、新药研发等重大专项。搞了这么些年、投了那么多钱，这些“计划”“专项”有什么真正有影响的产出呢？当然，结题时肯定是能交账的，比如发了多少论文、培养了多少人，说起来也是“硕果累累”，但是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回过头来看，这些“计划”“专项”产出了什么？留下了什么真正有影响的东西？

　　大跃进当然有它的好处，就是有声势、有规模，尤其是在国内会很快就容易形成一定的声势。但它的结果，最后肯定是数文章、数影响因子、数培养了多少博士。我们搞基础科研要达到什么目的？培养人才、发文章，当然都是要有的了，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加强基础科研，如果还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就不能不总结之前的经验教训。咱们总不能老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吧？

　　最清晰的一条路，是在有基础的高校和研究所，建立宽松自由、资源共享的环境，让大批的优秀年轻人自由探索

　　中国强化基础科研，如果没有在各个领域被世界同行尊重的学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所以还是要建立一个平衡发展的生态体系，让大家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里心无旁骛、精耕细作。但是我们现在的环境和做法，是不是有利于让踏踏实实在科研第一线做研究的人有出头之日？

　　具体应该怎么做？我是觉得，最清晰的一条路，是在有基础的高校和研究所，建立宽松自由、资源共享的环境和条件，让大批的优秀年轻人自由探索。

　　北生所走的，就是这样的路子。我们的做法，不外乎几条――

　　一是在科技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搭建平台，给年轻人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让他们自主选择课题、自由开展探索；

　　二是制定统一的考核规则，五年进行一次国际匿名评估，通过的留下、提高薪酬和科研经费，通不过的走人；

　　三是对实验室主任实行年薪制，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过上相对有尊严的生活；

　　四是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好的科学，敢于做有风险的科学问题。

　　从建所至今，尽管中间历经坎坷、走了不少学术骨干，但回过头去看，无论是科研产出还是成材率，北生所都是很高的。

　　如今在中国的高校，生命科学走在前面的清华、北大、浙大 ，走的都是这样的路子。其中的要义，就是搭建平台、共享资源，让优秀的年轻人放手一搏。只要把体系建设好了，任何聪明肯干的人来了，都能干好。

　　十多年来我一直强调，为年轻人赋能。科学研究很像竞技体育，一个是突破人类智力极限、一个是突破人类体力极限，都非常残酷，需要最顶尖的聪明人全心全意地干，才有胜出的机会。

　　中国目前并不缺优秀的年轻人和经费，缺的是好的科研环境，特别是鼓励年轻人心无旁骛、精耕细作的科研软环境。

　　千万不要忘了这一条：真正的聪明人是不愿意给别人打工的。

　　大家想想：合作社、人民公社搞了那么多年，把大家搞的没饭吃；土地分给农民以后，咋就打那么多粮食、以致于得糖尿病呢？种地是这样，搞科研也是这个理儿。

　　推而广之，政府对基础科研也应该如此。不是说政府不该管，而是你要管什么、怎么管。政府最该做的，是想方设法把科研经费弄足、把环境弄好，而不是具体干这个干那个。

　　总之，加强基础科研不要大波轰、一刀切，而应给大家创造一个物种丰富、共荣共生、光照充足的生态环境，里面有大树也有小草，大家都能人尽其才、得到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