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mas J.Sargent：我很喜欢你问问题这种方式，因为你说战略是什么，再比如说IMF，你作为曾经的IMF的高层，你们讲到战略的时候，战略告诉你在不同的情景下应该怎么去做，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函数，根据情况不一样，你决定会采取不一样的行动。那么你如何制定战略呢？所以你就要去看一下你有什么样的目的，要做一个优化。你现在的目的说到底其实就是，首先你应该把这个问题问一下美国的财长和总统，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想要实现什么，你现在想做的事情到底想干吗。
Thomas J.Sargent：我比较乐观的信息是什么，就是你看到这个长期的趋势，这个之所以发生是很多人希望它发生，很多是共和党人，是对于共和党的政府和共和党的议员给了很多钱的人，所以你可以听到这些声音。比如现在在美国即使那些对于关税的威胁，只是威胁也造成了对很多人的伤害或者是反复报复。那么这其实就好像和物理学家一样，经济学家也会讲平衡、平等。平衡是各方势力的一个均衡，每个人都在做自己最大的努力，基于别人所做的事情你在反应的时候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任何的变化都是发生的比较慢的。
Thomas J.Sargent：经济学家要做什么？就是要提取信号，我们有一些不好的数据、噪音，但我们要在层层噪音当中去找到这个有意义的信号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关于这个贸易战其实有多重信号，所以有一些美国总统的顾问他们会公开讲，我们所做的就是威胁，包括我们的财政部长就是这么讲的。他们说我们希望欧洲、中国能减少它自己的贸易壁垒，比现在愿意答应的程度还要大，如果他们愿意这么做的话，我们愿意进一步的减少我们的关税。这种表述跟历史趋势是一样的。
Thomas J。 Sargent：我年纪比你大，年轻的人通常是比较乐观的。前面我们听了这些诺贝尔奖的演讲，即使是有关于气候变化，都充满了乐观主义，气候变了有一点点悲观。但是讲到经济学家，很多人都不喜欢，觉得经济学家有一些悲观的想法。比如说前面朱棣文教授提到了可以做这个、做这个，降低成本。可是讲到经济学家，我们往往观点相对比较悲观。但是如果真正找到悲观主义者，你可以跟阿根廷的人聊一聊。
Thomas J。 Sargent：你其实可以看到一些迹象正在显现出来了，就像看肥皂剧一样或者是看喜剧一样。你看看去年，看一看全球的这个大型企业，特朗普提升了一些关税，尤其是针对于韩国和中国的洗衣机增加了关税，我承认，我用的也是中国的洗衣机，质量很也好，我没有买美国的洗衣机，但是特朗普对洗衣机实行了高关税。惠而浦，很开心，做洗衣机的，比中国和韩国的贵，由于这个政策上涨了，惠而浦特别开心。之后特朗普做了对钢铁增加高关税，对钢铁生产商很开心，但是他们不开心了。他们说我们要用钢铁，现在价格在上涨，把洗衣机的好处全部抵消了，对钢铁收高关税。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反映了，如果也就是说美国的制造商使用了很多进口的原材料，在美国国内加工之后再出口。
Thomas J.Sargent：如果市场还没有反应的话，那可能市场还是相信经济的基本面，觉得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这里面却有着巨大的一个危险，弗里德曼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就说有这样一个理论，那就是没有预测到的结果给你带来的影响，其实这是亚当斯密的观点，这也是邓小平的观点。邓小平其实也汲取了亚当斯密的观点，你把只关注利益的贪婪的人让他们参与市场竞争，你往往带来国家整体的社会发展更好，但是另外不好的后果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近代史，来看一下贸易。
Thomas J。 Sargent：我的看法是美国有些人担心、有些人不担心。我来讲一个答案吧，我们在学校里面，我当时在玩橄榄球，有一个人比我玩得好，我就没有办法玩了。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跟你竞争的话，那么你是不喜欢这个人的，但其实竞争对你来说是有好处的，体育场上是这样，贸易也是如此，消费者也是如此。像美国的惠而浦，不喜欢中国的洗衣机厂商、韩国的洗衣机厂商，但很喜欢中国的钢厂，所以亚当斯密很喜欢的就是竞争，来自任何地方的竞争，我们有很多例子都表明贸易仅仅是逼迫本地的制造商能更充分的参与竞争，带来很多好处。
Thomas J.Sargent：我不知道。我听人说，说很难预测意外事件，这就是为什么创新是很难的。因为什么时候叫意外？意外本身定义是无法预测，如果我们看一下已经发展的过程，觉得这很正常，发现人又没有变，你说这个问题肯定会解决，很可能两年以后，你反过来头来想想也没发生什么。只能说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这两类人在解释革命和政权更迭方面是无能为力的，没有人预测到法国大革命。即使到今天的历史学家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贸易谈判的不好的结果，可能会带来世界贸易体系的革命，我想从二战结束以后一直如此。
Thomas J.Sargnet：先来看基本的观点，贸易壁垒下降，按您的年纪或者我这样的年纪的人，什么时候贸易壁垒会下降最厉害呢？一代人和我们前面的那一代人，跟现在的中国不一样吗，跟现在的中国人不一样吗？当时是用一套经济学原理来指导的经济政策，计划经济政策，听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人们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后来，中国经济转变了，向世界开放，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不光是有形的商品，还包括知识产权，这一切的发生不是取决于美国人的好恶，而是取决于中国人民要什么，中国人民希望怎样走。世界上也有其他国家的人，比如说欧洲人，欧洲人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决定不了美国人的政策，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舞台。在美国听的不多，但是听到一点，这个最将伤害的应该是美国，短期之内大家都会受到伤害，长期来看伤害美国。
Thomas J.Sargent：问题我已经听到了，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在贸易谈判中的任何国家都有两套标准，一样的，对内的、对外的各一套。你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贸易谈判者，因为你知道双方都怎样去思考。我还有一个不同的观点，比如说你知道你要什么，我是美国谈判代表，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但是我背后有好多政治压力需要化解，如果你能把你背后的政治压力全部消除掉，我再把我的政治压力消除掉，否则没有办法进行谈判，在贸易谈判里一定是这样，你说的完全正确。
Thomas J。 Sargent：他在竞选的时候做了一些承诺，但有些时候对于经济学现象来说需要花时间才能变为现实，而有些时候，当你预期会发生的时候事情但是提前发生了，在美国有一些地方，这么说吧，你要这么想，美国的经济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就业岗位创造和就业岗位摧毁机器，每一个月三亿两千五百万美国人，每一个月都有150万的岗位被新创造出来，和250万的美国就业岗位被消除掉，有一些行业的需求正确，有一些行业的需求下降，但是我说存在一个特殊的理由，有钢铁厂被关掉，比如说低效的钢铁生产企业关门。但是，很多时候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卖向海外，那为什么这些低效的钢厂不会关门呢？我们说贸易只是在里面发挥非常小的作用，更大的理由是技术变革。如果新设立了生产线，那这样的话创造的就业岗位会下降，因为有机器人取代人的劳动。特朗普总统曾经承诺人们的需要，就是保护就业岗位，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解决办法，1970年代的钢铁厂留到今天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特朗普总统作了一些承诺，但是他是错误地诊断了解决之道，早晚他用这种不良的方法会尝到恶果，但是多长时间他会让这些退出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