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谈科技与创新

刘亚东
                                                                                       
　　新浪科技讯 8月11日消息， 8月10-12日，世界科技创新论坛在北京会议中心举办，包括Kip Thorne、Thomas J.Sargent、Michael Levitt、朱棣文在内的20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曹春晓、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陈刚等诸多中外顶级学者专家应邀出席，共同打造史无前例的中国最高级别智慧盛宴，探讨全球科技创新成果、描绘未来中国科技创新蓝图。

　　通过前两天的论坛我们分别聆听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国内权威专家、知名企业家他们对科技与创新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以及对在世界大变局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来接受挑战，如何来迎接机遇。

　　以下是演讲全文：

　　大家早上好！

　　明年是5.4运动爆发一百周年，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对科学的呼唤已经回荡了整整一个世纪。说起科学很容易理解为科学知识，其他还包括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其中科学精神是统领，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和理念。我看来，1919年的中国缺乏科学精神，2019年的中国依然缺乏科学精神。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缺乏科学精神造成的。

　　先拿科技界来说，原始创新低下，基础研究薄弱，重大理论突破和原创成果乏善可陈，你可以找一千条理由，但归根结底是科学精神缺失，还有伴随着学术腐败、造假等很多丑陋的现象。

　　科学精神缺失的影响不仅限于科技界，是全社会的。与健康有关的谣言层出不穷，特别容易流传。《科技日报》每个月底拿出整版辟谣还要辟不过来，因为谣言太多了。正可谓谣言满街跑、真相还没穿上鞋。

　　还有诚信问题深深困扰着我们的社会。诚信问题说到底始作俑者就是科学精神的缺失。大家知道人和动物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可以定约和守约，你什么时候见过一条狗对另一条狗说今天借你一块骨头，三天之后还三块。再聪明的狗也做不到，但是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做到定约和守约。能定约和守约的人注定是一个能对自己负责的人，而一个能对自己的人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

　　什么造就独立的人格？古希腊人给出答案：科学。科学依托于自然规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特质。所以我说契约精神和科学精神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

　　2018年的5月28日，《科技日报》一版头条：科学精神面面观。报道了“60万元土豪保鲜针扎出无知和愚昧”，报道的是国内的土豪到乌克兰的基因治疗组中心，注册人工智能干细胞，说是能健康、长寿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对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个报道。我们还配发了专家的点评，我亲自写了一个开版的话。除了这个栏目之后，我们还开了科学精神论场，名家谈，还有科学精神连着你我他等六七个，都围绕科学精神设立的专栏。

　　什么是科学精神？是人类长期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科学精神是一种精神和思维方式，由科学性质决定，并体现在科学活动中。一方面能够规范科学家的行为，是科学家在科学领域取得成功的保证，另一方面它又能渗透到社会公众的意识的深层。科学精神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包括求真务实、不懈探索、勇于创新、兼容并蓄、宽容失败等等很多。

　　需要强调的有两点。第一，科学精神不等于科学成果。从长远看，科学精神和科学成果肯定是正相关的，但是比较短的时期内不一定。缺乏科学精神的支撑，你或许可以暂时取得一些科学成果，但是注定不会则得久远。第二，科学精神不能和科学家划等号。即便你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甚至具备了很多科学精神，但是你也不能成为科学的化身，因为在一定条件下，你也有可能做出违背科学精神的事来。

　　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最著名的科学家曾经为亩产4万斤粮食背过书。科学是舶来品，不是我们的土特产，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水土不服。西学渐进是一个外来词，被日本学者首先提出来，被国内采纳和采用。西学东渐是明末清初和清末明初西方学术思想两次传入中国的艰难的过程。明朝万历年间，耶稣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那个时候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开始迅猛发展，而中国还处于蒙昧状态，双方形成了强大的视差。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一方面传播基督教教义，另外一方面也传播科学和技术。但总的来说，中国社会从士大夫到平民的各个阶层，对宗教不感兴趣，对科学和技术也不买账。到清代雍正年间开始禁教，乾隆皇帝做的更绝，连这些西方传教士通通赶出中国。就这样第一次西学东渐历时150年，最后无果而终。

　　和第一次西学东间相比，第二次西学东渐来的就不是那么和风细雨、润物无声了。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开路，把鸦片和科学打包一起塞给中国，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粗鲁得很。中国社会开始逐渐接受了西方的输入思想。这一方面是由于慑于淫威，另外一方面也是切身感受到知识的力量。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说，师夷长技以制夷。所谓“师夷”就是向西方学习，这样的观点今天看来很普通，但是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从皇帝到老百姓，满脑子都是华尊夷卑，天朝上国等等这些观念。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期间大概是80年的时间，东西方文化在中国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第二次西学东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可以与之媲美，经过西学的洗礼，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变化，社会变革也开始发生。我们应该铭记这样一些思想先驱的名字，他们是林则徐、魏延、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胡适、鲁迅、陈独秀等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也是西学的一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西学。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对科学精神的探索和认识不断深化，1955年毛泽东发出新科学进军的号召，气候制定了发展科学技术的12年规划，并且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科学成果。但是那个时期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是工农兵，而不是科学和知识分子。到了文革十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遭受了最严重的挫折，科学技术走近了寒冬。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给中国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另外他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88年小平同志在会见捷克总统胡萨克的时候又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小平同志的著名的论断无疑是表现了非凡的政治勇气、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今天看来，其中的一些观念我想还是值得讨论和厘清的。科学和技术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既有结合的一面，但也有分离的一面。汉语里合而为一的简称科技带来很多的麻烦，把许多人都搞糊涂了，认为科学和技术差不多，没有多大的区别。普通老百姓这样认为，包括我们一些政府官员，和科技系统的管理工作者也是这样认为的。美国也有把科学和技术连起来说的时候，但是它是在特定条件和环境下。比如我供职的媒体《科技日报》，又有科又有技。美国刊物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一本很受欢迎的杂志《科学美国人》，另外美国还有一个杂志《大众科学》，还有美国有一个最著名的杂志叫《科学》。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它们的目标、任务不同，途径手段不同，因而管理的方法也不同，用管理科学研究的办法管理技术开发，或者用管理技术开发的办法管理科学研究都是行不通的，混淆这两个概念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国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说技术是生产力，没有问题，要是说科学是生产力，它有一些研制条件。首先在数千年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尽管人类始终在孜孜以求探秘科学，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但是我们很难找到科学发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例证。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伯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的时代如此。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的时代如此。一部分的科学变成了生产力，那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事情，迄今不过两百年。

　　第二，科学是分学科的，它分应用科学、基础科学等等，有些科学是生产力，有些科学现在不是，将来有可能是。还有一些科学永远都不是，比如数论研究的很多问题，如果从实用的角度看是没有价值的，我们不可能期待哥德巴赫猜想或者孪生素数猜想一旦证实会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革，但这些数论研究是不是数学？肯定是科学。科学是解密自然奥秘、解释自然规律，并不是以促进生产力为目的，开展这些科学研究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人类的天性使然。

　　所以促进生产力只是科学发展的一种派生效应，如果只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来审视科学，那是对科学的矮化。我可以举个例子，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大约1500年，由于封建割据以及天主教对人民思想的禁锢，中世纪的欧洲贫穷、落后、愚昧，那时候的欧洲人对于许多无法理解不可预测的一些自然力量都归结为魔鬼或者天使，因而内心经常充满焦虑、恐惧和不安。文艺复兴以后欧洲17世纪、18世纪爆发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核心是理性主义，科学随之兴起。其后果就是祛魅，这个就是破除迷信，把魔鬼和天使都敢走，用理性解释世界，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启蒙运动中的理性崇拜和科学兴起，直接推动欧洲国家从宗教神权国家转为世俗社会，开启了近400年的科学历史。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生产力的框里远远装不下科学。今天的人们应该超越对科学的这种功利化的肤浅的理解。科学能做什么？它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大家经常说要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尊重科学，你尊重了科学自然也就会尊重人才和尊重知识，这是一个标和本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