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官员爱上了诽谤罪（zt)

文章提交者：老叶 加帖在 猫眼看人


为什么“灵宝贴案”及其类似以诽谤官员和政府为罪名的案件层出不穷？为什么官员们如此热衷挥起诽谤罪的大棒？不能说官员就不能成为诽谤罪的犯罪对象，但是像“彭水诗案”、“灵宝贴案”之类的罗织诽谤罪名，客观上达到恫吓、打击举报、批评官员和政府的公民效果的事件时有发生，说明诽谤罪在某些时候已经成为官员们压制举报、批评的利器。 一些官员和地方政府违法行政和严重侵害公民利益的行为，是其产生构陷诽谤罪对付舆论监督的强烈冲动和需求的主要诱因。“不平则鸣”，你违法侵害他人利益在先，难免遭致举报和舆论遣责。恰恰是自身存在问题，才更加唯恐东窗事发，要将批评举报扼杀在萌芽状态。以常理推断，违法行为越严重，侵占的利益越多，压制舆论监督的冲动越强烈；反到是自身真的没问题，才能“身正不怕影子邪”，可能更加宽容理智地对等公共舆论。不少已经披露的所谓诽谤官员和政府的错案似乎能应证这一推断。如“灵宝贴案”背后是非法征地和对失地农民补偿不到位事实的客观存在，所以要“教训”揭露者王帅。“灵宝贴案”不久，南方都市报报道的“鄂尔多斯贴案”更加恶劣：未经国务院批准的法定程序征地32平方公里；土地补偿最低至250元/亩；在被征土地上建起了成片的干部别墅群；引发群众上访并拘捕多名访民；揭露此案的吴保全先被拘留10天，进而以“诽谤他人和政府罪”判刑一年，重审还加到二年（诽谤政府罪的“创新”远早于王帅案）。 虽说诽谤罪本非报复陷害批评举报人的利器，但官员们选择此罪名报复陷害批评举报人有其必然性，对付批评举报人，官员更乐意起用诽谤罪名。其一，与一般民事性的名誉侵权案相比，诽谤罪“杀伤力”更强，阻吓批评、举报人效果更显著，特别是该罪名下可判拘役、管制、有期徒刑，能在一定时限内控制批评、举报人的人身自由，使之无法“乱说乱动”，是最好的消弥谤议方式。“鄂尔多斯贴案”使吴保全失去人身自由二年，这两年对“多事之秋”的当地政府和有关官员弥足珍贵，名誉侵权之诉远达不到这种效果。其二，诽谤罪一般是“告诉才处理”，但其后留下了一个尾巴“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有关官员能轻易将该案由自诉变成公诉，所谓“被诽谤”的官员则置身幕后即可“杀敌三千，自身毫发不损”，免却了诉讼的麻烦，不用与普通公民对薄公堂伤却颜面，更为重要的是一切将给公诉机关应对，自己成为隐形人，再大的问题也落不到官员个人身上，办成错案也有替罪羊。那些号称“被侮辱和损害”的官员甚至吝啬到自己的大名都不让落到司法文书上，这样做是不是说明这些官员起诉的底气不足或者担心诉讼中暴露自己更多的问题呢？其三，司法中诽谤罪本身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例如：当事官员最大的需求是坐实批评、举报人的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以达到将个人与个人之诉转化为个人与国家公器对垒的目的。何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其界定无法穷尽，是否达到严重程度有时也靠法官判断。比如诽谤行为造成受害人精神失常或自杀，这样的客观事实容易认定。但“灵宝贴案”所谓“严重败坏政府声誉”、“鄂尔多斯贴案”所谓“严重危害了本地区作为全国先进市区的社会发展秩序”并无客观标准，容易臆断，如果有关官员利用权力干预司法，错案更易发生。 诽谤官员和政府为罪名的错案大量产生，也与政府信息不透明有关，政府垄断一些本应公之于众的公共信息，客观为信息不对称的批评、举报人设下了“诽谤罪”的陷阱。尽管法律确定了诽谤罪必须是故意捏造事实的行为，善意的检举、揭发、批评中有不实成分的，也不应以诽谤罪论处等罪与非罪的原则，但故意与过失、善意与恶意之界定也有操控空间，如果抓住批评、举报人掌握的信息不全面产生的部分事实不准确大做文章，构陷诽谤罪名也是容易得逞的。 当然，一些官员喜欢罗织诽谤罪名，打击报复批评、举报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们自信可以干预司法，实际上也常常成功地进行了干预。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鄂尔多斯贴案”中，当地法官、检察官也认为该案有“政治因素”，这个案件创造出刑法并没有的“诽谤政府罪”更应证了这一点。 这样的“诽谤案”，有一层窗户纸亟待捅破，一些人质疑“灵宝贴案”仅是“过错”难自圆其说，难道灵宝市公安局真的不知道刑法没有诽谤政府罪，不知道没有具体的被侵权人不能以诽谤定罪？这很难用常理解释。这层窗户纸就是当事官员是否干预司法，对批评、举报人进行报复陷害。另外，一些官员迫不及待地罗织诽谤罪名压制舆论，其背后有无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也不能放过。即使是正常的诽谤案诉讼，也不能让当事官员成为隐形人，有胆告他人诽谤，怎么没胆报上你的大名，以原告或证人的身份理直气壮地参与诉讼呢？ 只有严格错案追究、严查报复陷害举报人行为及其背后可能的违法犯罪行为、严防官员恶意干预司法行为、将当事官员由幕后请到诉讼前台，才能更好地保护公民行使批评、监督政府的权利，杜绝类似的错案发生，才能使一些乱法不再热衷于如此玩弄法律

看之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