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中国模式：全球危机中的中国热

中国价值，最早事关雪耻、统一和复兴，矛盾不少，凝聚力不足，小康事业尚未告竟，十三亿国人福祉，增长未有尽时；现在事关身份焦忧消除之后的忧患。处此初级阶段，自省比自信更可贵。鉴于外，省于内，持大历史观，居安思危，思危求进。未来新长征，十三亿国人，匹夫有责，亦当有权。

      应战全球金融危机近一年来，中国答卷赢得国际赞誉。“中国最新经济数据鼓舞世界”，“中国可能成为第一个走出金融危机的国家”，“中国成了世界经济‘新的发动机’”……

　　六十年来，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多的国际肯定。回顾过去，新中国初期，“文革”与改革之交，苏东剧变与“六四”风波之后，直至本世纪初，一本《中国即将崩溃》，集此前论调之大成，将唱衰中国推至极致，而今几成笑料。取而代之的，大都是“中国奇迹”、“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一顶又一顶高帽，于此全球危机之时为至盛。

　　受表扬总是让人高兴的，尤其是成长中的人，对一个成长中的大国也是如此。当中国义无反顾地向现代化转型、汇入全球化洪流，这种外部认同不可或缺。

　　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自救”即为相当程度的“救世”。舍此之外，只有负责任的大国，而非“救世主”。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自可开掘出相当程度的普适价值，但不过是其“外部效应”。

　　比外部认同更重要的是内部认同。中国价值，首先是一种“内部价值”。处此初级阶段，历史屈辱尚未完全湔雪，祖国统一尚未完成，复兴崛起仍在进行中，矛盾凸显期尚待过关，内部凝聚仍需努力，全面小康事业尚未告竟，十三亿国人福祉，增长未有尽时。

　　当前中国，虽脱离身份焦虑，忧患仍未已。处此初级阶段，自省比自信更可贵。鉴于外，省于内，持大历史观，“认识自己”先：成功何以成功，未竟何以未竟。居安思危，思危求进。未来新长征，十三亿国人，匹夫有责，亦当有权。(文/汤耀国)

　　全球危机中的中国热

　　中国的发展模式，深植于本国的现实国情、历史传统与国际环境，条件变了，模式亦随之而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一个与西方政体不同的国家，何以也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成就?这些年，西方人眼中的所谓“中国奇迹”，一直没有公认的答案。而后发国家，则希望直接从中取经。

　　一场全球深陷其中的金融危机，一份不错的中国答卷，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再次引来全球聚焦中国议题。时下的中国经济数据，每每牵动着全球各国、各组织机构敏感的神经。而中国政要、学者也不吝一再解释我们走出正确道路的原因，比如坚持改革开放，注重政府监管、产业兴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等。

　　前几年“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探讨于此获得进一步有力佐证。去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中的不俗表现，也令域外对此间“举国体制”刮目相看。

　　受访专家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深植于本国的现实国情、历史传统与国际环境。适应性强的模式就是好模式。条件变了，模式也将随之而变。正如中国高层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对本国道路、模式，我们理应比外人有更清醒的认识。《瞭望》新闻周刊日前走访多位资深专家，解码“中国模式”，研讨未来走向。

　　中国为什么这样热

　　《瞭望》：中国议题近年已成国际上的一门“显学”，中国为什么会这样热?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原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驻英大使)：近来西方社会和舆论热议“中国模式”，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样的。不少正直的专家学者和政界人士，确实从中国成功中获得启示，希望通过分析和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归纳出对本国和世界有益的经验。这种严肃的态度是值得欢迎的。

　　有些人对中国不甚了解，希望探讨和研究中国取得发展成功的原因，解决心中的迷惑。这也是正常的，完全可以理解。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宣扬他们的模式是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具有“普世价值”，并不遗余力地推销这一模式。“西方模式”的核心，简言之就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而且一贯主张，只有实现“政治民主化”，才有可能实现和保证经济的发展。但中国却没有遵循和效仿“西方模式”，而是根据中国国情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却取得了巨大成功。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发展道路违背了他们奉为真理的教条，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心怀疑虑。

　　还必须指出，西方国家里确有一些人是居心叵测，怀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其中有些人长期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成见或偏见。他们往往故意把“中国模式”简单化，诬称“中国模式”政治上“独裁”或“威权”，而不讲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更有些人顽固坚持冷战思维，把“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对立，宣扬是对西方的挑战，大肆制造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教授)：简单地说，是因为中国的成功。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工业化、初步现代化。改变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整体上实现小康，社会政治文化权利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善，可以说，60年来全球人权最大的进步也发生在中国。

　　“模式”深处的稳定与活力

　　《瞭望》：“中国模式”这个说法源自国外，高层讲话、正式文件中并未采用，为什么?

　　严书翰(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中国模式”是西方学者、政要研究中国问题时使用的一个基本概念，虽然它与我们国内学者理解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有所不同，但是这个概念完全可以为我所用。但要注意，不要把“模式”固定化。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

　　《瞭望》：“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到底有哪些独特而成功的要素?

　　马振岗：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有两个特别的前提。我们有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集体，保持了政治稳定、政策的一贯性和发展的规划性。另外，我到过几十个国家，有一个感觉是，中国人民对发展的渴求、对中华崛起的热情是别国少见的。

　　“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而没有照搬多党制和议会政治。在经济上，中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实行全盘私有化，而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政府的宏观调节与指导。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的文明传统，同时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发展理念上，中国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与西方还有一点本质上的不同。中国从未向其他国家[s:119]“中国模式”，更没有试图强加于人。相反，中国反复强调“中国特色”，表示中国道路还需改进、发展和完善，并一再告诫其他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的发展经济，但不要照抄“中国模式”。

　　严书翰：依我看来，如果要用言简意赅的语言表达，那就是中国在向现代化目标迈进过程中既告别了苏联模式，又决不照搬西方的模式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从而形成了适合我国情况的一整套趋于定型化的做法。

　　房宁：前东盟秘书长王景荣曾向我转述前印度外长纳特瓦尔·辛格的话，开放、竞争、专心，造就了中国。我认为，这位印度政治家点中了要害。

　　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认为“中国模式”有两个最基本的经验。一是保障权利，保障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权利和自由，焕发了社会活力，使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获得源源不断的推动力，这是一种“生产性激励”，而不是争夺性的“分配性激励”。

　　二是集中权力。权力的集中与分散并不是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关键要看权力用来干什么，中国集中的权力是用来“战略性发展”。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不利于后发国家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赶超，必然要走一条集中权力的道路，集中力量办大事。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几点，一是保障中央的权威。中国必须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同时实行地方分权，兼顾社会稳定与社会活力。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庞大的中国社会不可能稳定、发展;同时，如果没有适当的地方分权，高度的集权制会扼杀地方的创新积极性、窒息社会的活力。

　　二是以政府推动经济的增长，同时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尊重实践，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好的做法。中国经济上的改革肇始于小岗村的分田到户，尔后地方与人民群众的创新一波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无不显示出中央政府对地方实践、对人民群众创新的尊重。

　　三是渐进改革，稳妥开放。中国总体上走的是渐进改革之路，尽管社会为此付出了长期的转型成本，但是渐进道路仍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道路，避免了社会震荡与混乱;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的金融、资本、股市、银行、汇率、对外投资等都采取的是谨慎、稳妥的做法，成功地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及全球金融危机。

　　四是中国百折不挠地推动法治国家建设，发展公民社会。中国自古是一个只有人治没有法治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法治往往会被人治所淹没，并被扭曲。因此，始终不渝地优先推进法治，显得难能可贵。从1979年到2007年，中国总共通过了400多件全国性的法律及关于法律的决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近8000件地方性法规。尽管这些法律的执行存在种种不如意之处，但是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仍然支撑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艰难成长，起到了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作用。

　　因为有上层的决心、全民的支持，也因为遵循了解放思想、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的路线与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步确立的法治;给人民带来了不断发展的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以及信仰自由。

　　人类文明的新路

　　1987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曾预言，中国将“为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此后，伴随中国的发展复兴，中国道路对世界具有何种价值、启示，越来越成为海内外政学两界探讨的热门话题。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徐崇温近日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成功地解决了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了世界意义。在他看来，其世界意义至少集中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和平发展的新路，这种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首先意味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损害别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传统现代化的情况截然不同，中国是在与当代世界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中、与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的协调一致中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这种和平发展国际战略，同时也意味着把中国传统上倡导的“和而不同”视为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曾说：“中国在对待现代文明方面的态度、实施社会政策方面的经验，客观上成为‘历史末日’及‘文明冲突’等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替代者，从而推动历史发展，防止文明之间的冲突，推动其转向建设性对话，实现全球的共同发展。”

　　和平发展战略在国内则表现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前民主德国驻华大使贝特霍尔德曾称，它“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上，给第三世界指出了奋斗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GDP上升至第三位，绝对贫困人口减少至一千多万，第一个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

　　尼日利亚著名学者费米·阿科莫莱夫在《没有人再嘲笑亚洲人》一文中说：“中国今天的经济腾飞为非洲人提供了特殊的经验”，“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它展示出一个拥有自信、决心和远见的民族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另一个经验是，要想发展本国经济，只能靠自己民族的努力和决心，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是靠外国人发展起来的”。

　　联合国贸发会议《2006年贸易与发展报告》则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能只依靠市场力量，还要重视同政府政策手段的调控作用相结合的高度，来强调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该报告的总协调官德特勒夫·科特说：“如今许多拉美国家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国的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1987年4月那次讲话中除预言给第三世界走出一条路外，还指出，“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季塔连科说：“在社会主义处于深刻危机和战略撤退的情况下，party承担了按照时代的要求和新的历史机遇保留并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被撤出历史舞台的危险。”

　　在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同时，中国还在吸取和借鉴当代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决策。首先是推进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其次，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以趋利避害的方针进一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战略决策。鉴于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趋利避害的实践，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赞誉中国为“全球化中的自主国家”。

　　第三，在总结我国几十年发展实践的基础上，适应于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要求，并借鉴和参考了国外的发展经验特别是当代西方新的发展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被认为是“人类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季塔连科称，科学发展观“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国的现实，团结和带领中国所有阶层的人民，找到了凝聚全社会的最好结合点。”

　　价值重塑之道

　　六十年来，中国物化成就有目共睹，但世道人心屡为有识者所忧，来自孔孟之乡的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教授包心鉴即为其中之一。在近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他称，面对这些年出现的种种“前进中的问题”，要健全制度、调整政策;还要靠核心价值体系来凝聚人心，塑造共识。

　　“以人为本，民主公正”

　　“核心价值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包心鉴说，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维系社会成员的思想纽带，规范社会行为的价值导向，判断社会是非的价值尺度，惩恶扬善的锐利思想武器。

　　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心鉴说此举切为时需，当前还需进一步深化且简明化，提炼出其中的主线、本质。他认为，“以人为本，民主公正”是最本质的核心价值。以人为本，侧重于从社会主义性质和本质的层面界定核心价值;民主公正，则侧重于从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变革的层面来界定。

　　在他看来，去年汶川大地震后的抗震救灾实践，极其形象而又深刻地诠释着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人的生命至高无上，人的关爱至大无垠，人的创造至坚无穷。”

　　他心目中的“以人为本、民主公正”，主要反对的是“以官为本”、“以权力为本”。而社会上则有一种较流行的看法，认为当前价值观的混乱、道德的滑坡，主要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时期“泥沙俱下”所致，表现为“金本位”、个人利益至上等。他对此不认同，“只要不偷不抢，金本位并不可怕，与他人并无太多关涉。可怕的是权本位，它会伤及广大民众利益，它带来的异化、扭曲、倒退比金本位严重得多。”

　　回答现实问题才有说服力

　　当前，利益格局与思想认识多样化，呈现多变性、趋利性。执政党在承认思想多样化现实的合理性同时，亦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任务。

　　包心鉴说，所谓社会思潮，主要是社会变革和发展所引发的某些社会矛盾反映到人们头脑中的某些疑虑心理、困惑情绪或不平衡心态。因此，用核心价值引领社会思潮，根本任务就是有针对性地释疑解惑、理顺情绪、抚慰心灵、平衡心态。

　　他认为，需在深入回答如下几类现实问题上下功夫：

　　第一类是对深化改革的疑虑。改革渐入“攻坚”，由于深层积弊与既得利益所阻，进程显得艰难和沉重，遂滋生对深化改革的隔膜和疑虑，如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给人民带来共同富裕。

　　第二类是对社会公平的期待。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之等级制度和观念的深重影响，社会发展在公平机制及其效果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多种经济成分会存在着某种不平等竞争现象，尤其是公权力被少数人利用参与经济活动，会直接破坏经济领域的公平竞争，产生腐败现象。当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期待与不公平现象产生严重反差，美好的理想信念就有可能动摇，心理就有可能不平衡，精神就有可能失落，从而导致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和信任危机。

　　第三类是对切身利益的关注。思想认识乃至思潮，总是同一定的利益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在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必须正视人们所关注的切身利益，尤其要关注民生，在确保人们利益实现的同时，把社会成员的利益期待引导到正确的利益诉求上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