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已死”已成社会共识？未来中国向何处去？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检讨与反思中国改开的进步与退步，似乎非常有必要。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最近开了一个讨论会，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颇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原因有几个：第一，出席者身份不同，他们均来自政学企界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高层人士，均深度参与中国经济决策，某些学者身份的官员，以前或现在还是政策制定者。

第二，讨论口径较为大胆。前财长现为政协外事委主任的楼继伟，直言批评当局采取给「去产能」下指标的手段，是行政手段，形同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措施。原中财办副主任、现在的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批评当局现在的改革是小改革、虚改革、啃假骨头；说现在效率不高甚至下滑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由政府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批评国进民退，称歧视民企现象仍然存在。

第三，习近平的最高经济智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会，虽然他早早离开。刘鹤是经济50人论坛的创始者，他的与会被广泛认为是对改革的支持。鉴于以上几个原因，有观察者认为，这次会议释放了中国改革要重新启动的信号。

但笔者认为，这次会议与其说是重启改革信号，不如说是发牢骚吐怨气，而绝大多数与会者在避重就轻。不过，这个会议讨论仍然显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动向：1）很多学者和官员对改革现状相当不满甚至悲观；2）纪念「改开」40周年官热民冷。官方宣称要隆重纪念，老百姓反应则很冷淡；3）「改革已死」几乎成了社会共识。邓聿文在《金融时报》著文「如何理解改革五十人论坛传递的讯息」称，10多年前，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喊出「改革已死」口号时，社会还不以为然，可是现在这基本成了全社会的共识。

「改革已死」这个说法，是不是站得住脚呢？老实说，十多年前，当我听到「改革已死」时，觉得很过分，觉得缺少佐证。可是近五、六年来的发展与变化似乎正在证实这个说法。现在我们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看，它到底是不是站得住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鉴于文革的惨痛教训和毛泽东的一言堂，邓小平主张改革国家领导体制，废除领袖终身制，防止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但今天，中国的国家领导体制已彻底走了回头路。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说，「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今天，当年邓小平列举的共产党高度集权的种种制度弊端，统统回潮了。习近平大搞个人揽权、个人崇拜和终身制，与当年的改革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在这方面说，改革已死，并不夸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改革派在保守派的各种阻挠下，勉励推动政治改革，包括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但今天已荡然无存。毛泽东主张和践行的「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已经演变成习近平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为了防止党天下，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和党章中不再提「党领导一切」。而现在，「党领导一切」重新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当年曾实施的校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制，如今统统被党委负责制所取代，党的控制已经全面深入到学校、机关、媒体、互联网、国企、私企甚至外企。因此在这个方面说，改革已死，是站得住脚的。

我们从三个角度看「改革已死」是否成为社会共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外贸体制改革和思想解放。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私营企业成长，但是最近五、六年出现了明显的国进民退，民营企业目前面临史无前例的困境，很多民营企业家感叹日子难过。改革在这方面会不会也濒临死亡？值得关注。

进入2018年元月以来，舆论环境对民企很不利。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在中共理论阵地《求是》网上刊登鼓吹「消灭私有制」的文章，吴小平发表宏论，称私营经济到了退场的时候，邱小平进而言之，「党要领导工人共同管理民企、共享民企发展利润」。一位前中国国企高管、后来成为某民企掌门人说了一句真话，十九大以后，政府一直在收权，这是因为「执政党相信公有制」。

这种「相信公有制」的政策对民营企业很不利，导致他们难以进入只有国企才能进入的很多行业，难以取得只有国企才能拿到的低息贷款。今年甚至出现国企接盘民企的现像，据中国财新传媒的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已经有近20家上市公司引入了国有资本。在已经完成的9个案例中，国有资本共出资超过62亿元，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一些国企开始往民企派领导。虽然中国政策上强调不得对民企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寻找国企做庇护伞。这种国进民退是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制度改革的大倒退。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外贸体制改革。这个改革从1979年开始，经过简政放权，缩小指令性计划，下放外贸经营权，建立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自负盈亏，改革进出口商品经营体制，改革外汇体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鼓励出口，大幅降低关税税率和非关税壁垒等等。这些改革为中国在2001年进入WTO而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对外贸易从巨额赤字转为巨额盈余创造了条件。

但是中国的外贸体制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依然留有一条保护主义的尾巴。为了进入WTO，中国承诺健全市场体系，但十五年之后，一些重要承诺并没有兑现，特别是在金融、通讯、汽车等产业方面，至今仍然被中国政府以数量巨大、范围广泛的补贴和低息贷款等进行保护。在服务贸易、互联网和影视业中对外资企业依然实施限制政策。鉴于此，美国、日本和欧盟都认为中国没有履行入世时的承诺，而且认为中国政府在2025年发展计划中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与补贴，对美欧企业很不公平。这是引发美中贸易战的根源。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理论界空前活跃，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中共内部和整个社会引发巨大反响。这场讨论对毛泽东的封建家长式统治、「两个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进行反思，掀起一场现代启蒙运动。在这场现代启蒙运动中，胡平的「论言论自由」、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及任畹町的《中国人权宣言》等，虽然后来被中共打压，却成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标志性符号。

而现在特别是最近五、六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受到空前打压，执政当局意识形态全面左转，在这方面，可以说改革已死。习近平刚上台时，中国社会还处于一个大抵宽松的舆论环境。但2013年出台的「七不讲」和「8.19」讲话，严厉处置了那些当局收买不了、与党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给他们扣上「反动知识分子」的帽子，指责他们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当局的这些举动使思想界、理论界和知识界，及党内一些主张碎步前进的开明派非常失望。杜导正说，如此公开地钳制言论，是江泽民时代以来，二十年都没有的；这么搞下去，国家要出大事。

这些检讨与反思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在习近平治下进少退多。在政治领域，改革早已死亡，甚至退回到改革以前。在经济领域，国进民退正在吞噬改革的成果。在思想领域，意识形态全面左转已严重窒息了整个社会。

未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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